笔者关注并查阅最先在南方出土的琴、瑟、筑之类的乐器，从1935年6月出土于长沙东门外楚墓的二十三弦乐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类似瑟类的乐器、1978年湖北隋县战国曾侯乙一号墓出土的两张五弦与十弦琴来看，除岳山低外，弦距也狭窄，不适宜指弹。十弦琴面不平，作波浪起伏，按目前的指法，几乎不可能演奏。关心和观看此物的专家中，有人认为很可能是为墓主人制作的祭器。笔者认为，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项阳先生列举的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的两件铜铸模型的乐器，介绍认定这件公元前八世纪的铜铸乐器“形颇似后世的筝”。那就说明它是越建国前的文物，是越族的前身族群之一——徐戎进入浙江之后在当地制造的，当属春秋前期。笔者以为此处有三个疑点:其一，从其模型看，此乐器应为木制的，其共鸣箱为长方形，这与比它晚出的秦地竹制形态的筝相差甚远。其二，模型因型小而琴面上方置四根弦以示意，就琴面而言，没有示意柱码之类的铜铸件出现，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能说明它是筝。其三，此“形颇似后世的筝”是指什么时期的筝而言，明显是以后来的实物佐证前物，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就会有意无意地对所证之物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因而不足为据。

　　再看贵溪县仙水崖墓中的两件十三弦乐器，形状上也不完全与筝一样，其中M3琴尾断残，盛秧文中对M2号这件十三弦乐器的样子描述得十分清楚：“它与秦以后的瑟形筝相似，但也有不同，M2如琴首上翘，像木排或竹排。”此处又有几个疑点：其一，这两件十三弦乐器经碳14测定为2595+75，为公元前7-6世纪之间的产物。从考古学年代上分析都在春秋前期。这一时期为周朝以及周所分封的各诸侯国，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乐器，约有近70种，从分类上讲，属八音中丝弦乐器的只有琴、瑟两种。其二，黄成元先生将其称为“公元前500年的古筝”，是因为“这两件乐器与琴在型制结构上，在弦数上，施弦方法上，都毫无共同之处，所以肯定，不属于琴类乐器”。那么下面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与黄、项两位先生商榷。春秋时期，越地或与越地相邻的各诸侯国，没有有关筝乐器的记载或实物出现当属事实。如果在越地的十三弦乐器与比它晚1000多年的隋唐时期的十三弦筝相似，而且如此完善，势必在越国及相邻国之间非常流行，应该有相应的乐曲和与十三弦乐器相关的人与事的记载，即该乐器的源头、名称及流行范围等。但笔者翻阅了这一时期现有的音乐资料，怎么也查不出它叫“筝”。这两件木制的十三弦乐器，与远在千里之外的秦地的筝有关联吗？若如项阳先生文中所述，因越地处南方气候适宜盛产大竹，南方有竹制的管状原始乐器，它与以木制的十三弦琴有渊源关系吗？如果有渊源关系，从竹制的管状原始形态发展衍变为木制的十三弦，最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并且应该有这十三弦以竹易木的史迹。根据春秋时期的有关乐律、乐器的发展环境衍革过程，为何在史籍上没有留下点滴的记载？越地早期族群的形成，与史书上称之为一支早期东迁的徐戎族群有关(4)，它与地处西北以游牧生活的先秦民族有过交往吗？再，如今南亚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还有用竹制的管状乐器，它叫什么？与越地的十三弦木琴有内在的渊源关系吗？是否是越地筝的鼻祖？其三，项阳先生说：从越地西渐传来的筝可能是经过多渠道传播，那么它是以什么形态传入的？它的传播途径线路在史迹中有无记载？是以竹制的原始形态先从某个方向西传，还是以成型的十三弦传播？若以十三弦传入中原，到了中原才被起了“筝”这个名字，这个说法显然缺乏说服力。若真如此，这木制的十三弦应早于隋唐近千年就已经出现，那么，筝的发展史就不是现在的历史了。一件乐器，在春秋时期就发展得相当完备，却一直查不出它叫什么名字，又没有西渐的历史记载，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两件似筝的十三弦乐器叫筝，依据是什么呢？如果依据隋唐的十三弦筝型制去解释早它1000年的十三弦，是否有些牵强?这件十三弦究竟源自竹制还是源自木制？我们不能因为它出自南地，南地有大竹，有竹制的乐器，就将其前身也说成是最早的竹制，就像我们不能随便说瑟最早是竹制的一样，那样是不符合逻辑的。

　　从以上史籍的相关记载中，琴、瑟从最初的五弦、七弦、九弦、十弦、十余弦和二十余弦，其形态大小各异，但这两件乐器同属木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很可能十分相似，既然能在一起配合弹奏，就有可能在制作中相互借鉴。试想，在两件乐器都是十余、二十余弦时区分肯定不会太大。这里还需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琴在其自身的发展阶段中有无柱码。笔者依据史籍中琴的型制、尺寸、大小、弦数多少的记载，认为琴体为八尺有余，施弦十余、二十余根时，肯定要有柱码之类的支撑物件，否则这琴将失去弹奏的实际作用与价值。史籍中记载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正好说明春秋时期的音乐生活现象。这两件木制乐器，不光是演奏关系密切，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种涵义上去理解，即它们是一对相似的姊妹、兄弟，形状上非常相似。在琴的整个发展衍变过程中，是有弦乐器中历史最长、变异最多的一件乐器。琴由最小的五弦、七弦、九弦、十弦、十余弦、二十余弦，琴体由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尺寸由三尺、六尺到八尺有余，都说明了在千年的风雨沧桑中其自身型制的变异多样化，最终成为汉时七弦十三徽的型制，一直保持至今。西汉刘歆《西京杂记》中论及琴是这样说的：“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璠玙之乐。” [10]（注：古琴实为七弦十三徽）

　　在春秋末战国初期，筝的有关记载开始出现。《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 [11]此段话向我们揭示了秦立国前筝在秦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史实，也证明此时的筝仍以竹制的较简单的原始形态出现，弹奏技术很简单，声音粗犷，不能转调。《史记·李斯列传》有秦立国后筝开始进入秦宫廷的记载，并对秦国当时的音乐演奏作了记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 “《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12]以上列举的两段文字不仅说明了筝弹奏的是秦声，还说明了筝是地地道道秦民族群体拥有的唯一一件有弦的弹拨乐器。至于那一时期西北地区气候条件能否盛产大竹，笔者在拙文《秦筝源流新证》(见《中国音乐》1986年第1期)已有论述。它与异国的“郑卫” “桑间”之音乐演奏、地域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应劭《风俗通》云：“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 (5)筝产生的年代当在春秋末战国初期。说明在这一时期筝以五弦竹身的原始形态流传在秦民族中间。“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说明在汉代，筝参照瑟形以竹易木，增加弦数，更改了型制。由上所述可知两个问题：（1）筝改变了体形，以木为制作材料，但仍叫筝。以竹易木的衍革过程，史籍上记载得相当完备。（2）后一句说的是应劭亲眼所见到的型制如瑟的筝。“并、凉二州”指今天甘肃、山西一带，也是秦立国后文化活动活跃的地域，证明经过改进的木制筝首先出现在西北地区当属无疑。由此还引申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此“筝形如瑟”的琴体究竟有多大。笔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形体如五十弦的大瑟，而是十几根弦的小瑟形体。这一时段，从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进步、律制的健全，除了有新型乐器的出现外，原有的乐器也有不同大小、不同型制的多种变异形式出现。这从《尔雅》的记载中可以见到。筝改变了形体，以梓木、桐木为制作材料，但它仍旧叫筝。那么瑟也出现了变体，成为体形较小的瑟。这种小瑟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地区最为多见。那么这期间虽然在西北出现一种似瑟的筝,在中原又出现似筝的小瑟,但仍泾渭分明。这一时期的瑟、筝相互合作演奏的机会非常多，但似筝的瑟与似瑟的筝怎么区别呢？唯一的解释乃是所处地域及演奏风格的不同。如三国时的曹丕《善哉行》有：“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曹植《赠丁仪》：“秦筝发西音，齐瑟扬东讴。”西晋的潘岳《笙赋》：“晋野悚而投琴，况齐瑟与秦筝。”南北朝沈约《四时白匼歌五首》之五有：“秦筝齐瑟燕赵女，一朝得意心相许。”鲍照《白苧歌》有：“雕屏苧匝组帐舒，秦筝赵瑟挟笙芋。”《资治通鉴》记有西北甘肃平凉地区有以筝为起名的地方，曰“弹筝峡”[13]。秦始皇统一天下，秦筝也随着疆域的扩展逐渐向南方流传，如今的潮汕平原的客家族，至今称筝为秦筝，在这一地区流传的手抄筝谱，仍叫“秦筝乐谱”。大型的瑟在弹奏使用上存在着诸多的缺点，而改进如瑟的筝以它柱码高、岳山高、床面拱度大、弦数发展为十二弦、弹奏方便的型制而将瑟送别了历史舞台。筝在中原地区终于取代了瑟，它的地位在弹拨乐器中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汉乐官京房，在十二弦筝基础上加长了形体，增加了弦数、弦长，制造出调律用的十三弦，因为它太像筝，被许多人称之为筝，其实它有自己的名字：十三弦“准”。以筝形为基础还出现了多种变体的乐器，演奏的手法多样，或击、或拉、或弹，如宋琴、十弦轧筝、广西的七弦瓦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