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中原区为中心，以其他四个区域为辅的分布状况。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原区是“埙”出土数量最多的区域，共 有27处遗址，出土 43件“埙”，比其他四个区域出土 “埙”的总数还要多，同时，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区、西北区和黄河下游区三个区域出土“埙”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处于长江流域的江汉及邻近区、环太湖区两个区域，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和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三代文明植根于黄河流域，所以上古时期的音乐繁荣地就在黄河流域及其包括的三大区域，但它并不是在孤立中发生发展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在吸收和交流中前进。苏秉琦先生也认为：“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相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的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
    (二)五大区域出现“埙”的必然性和传承性。
    为什么这五大区域会出现“埙”这件乐器？我们看到中原区、西北区、黄河下游区、江汉及邻近区和环太湖区，这五大区域都是上古时期较早进入农耕的地区，相对于游牧民族，稳定的农耕生活可以使人们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和生产，安定的生活使他们有精力承嗣物质成果，永续传统的文化理念。而以乐器这一物质手段来承载传统音乐文化，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体现。通过“埙” 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古时期音乐文化的承载和传播。以出土“埙”数量最多，也是出土时期最连贯的中原区为例，仰韶文化时期陕西半坡出土的“埙”为无音孔陶埙；稍后的姜寨陶埙已经出现两音孔了，可吹出大二度、小三度和纯四度三种音程；龙山文化的出土的“埙”能吹出三个音，而夏商周三代则以五音孔 “埙”居多。上举各“埙”的音孔有无到有，由多到少，音阶也由简单到复杂的 特点，反映了乐器的纵向传承的过程。

                     第二章上古陶埙形制纹饰的探讨

    古代文献中关于埙的形制的记载就有：《尔雅》注：“烧土为之，大小如同鹅蛋，上部较尖锐，下部较平，形状像称砣，有六个孔，小的有鸡蛋那么大。”郭璞的《尔雅注》提到：“大小如鹅蛋，上部较锐底部较平，形状像称锤，有六个孔，小的有如鸡蛋那么大，称其为颂埙。围五寸半，长三寸半。《礼图》注：“大者为雁卵曰雅埙，小者如鸡子如颂埙。《乐书》说：“埙之为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数也。中虚上锐，火之形也。埙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声。故大者声合黄钟大吕，小者声合太簇夹钟，要皆中声之和而已”。

                                   第一节、形制

    古文献中对于陶埙形状的描写多用“形如鹅子或鸡子，上锐下平”，可见这是大部分陶埙定型后的形状，有学者认为“埙的形制的发展在殷墟文化时期到了定型阶段，式样被周代埙沿袭下来，圆腹小平底型。”0。而早期陶埙的形状基本呈不规则的圆形，其中以椭圆体、橄榄体和扁卵体为多；到了夏、商、周三代陶埙的形状圆形以橄榄型和陀螺型居多，夏代出现了鱼形埙，商代定型。当代音乐学者在研宄埙的形制问题时，并没有对其形制的分类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分法，如：李纯一认为“据我们迄今所见，上古埙大约有五种类型，卵体、球体、橄榄体、扁卵体和筒体。”方建军认为“可初步把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代的埙分为四种类型，即圆腹型、折腹型、扁腹型和直腹型。其中圆腹型又分为尖底略呈橄榄型、圜底卵形、圜底球形、小平底吹孔端锐似半卵形四种；扁腹型分为圜底有肩和圜底有纽两种。”21吴诗池认为“依形体可分为卵形、球形、管形、椭圆形、橄榄形、梨形及筒形等几何图形和鱼形、兽形等动物形等。”陈荃有认为“这些埙从形制上看，没有统一规范。”1居其宏认为“古代文献记载描绘出了中国古代传统埙的一般形状：圆围，上尖，削肩，腰粗，平底，内膛空，形似鸭梨，顶端开一吹孔，弧面上开多个按音孔。” 本文是以李纯一先生的分类法为依据进行分类的。下表是对上古出土陶埙形制的总结：






    综上，远古埙在形制上共有四种类型：卵体、橄榄体、扁卵体和筒体，其中还是以卵体居多，占总数的68%，但也没有特别固定的形状，在分类时只是把卵体及近卵体均放在卵体一类，其实此时期的埙型还不是十分固定，而且制作工艺也比较粗糙。但是河南出土的郑州旮旯王陶埙外形似兔、江苏出土的邳县大墩子陶埙形如小猪，这两件陶埙的形状是远古埙中比较特别的，都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的形状，这可能与当时不同地域人们的崇拜对象和当地的风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