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在现代人眼中被视为‘玄妙高雅’的音乐，如今又在现代大都市里悄悄地热了起来。全数计之，怕是世上持有古琴的发烧友两三千人不在话下，其中还不包括百位专业演奏员。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个韶乐飘飘的鲁国和周代的仕族。是百年沧桑过后的中国恢复了元气正准备唱以‘泱泱’来风·雅·颂了？众人们说："这是‘国学’的国乐。”啊，我也算是这‘国乐’三两千的一份子了。虽然我没有入这个‘会’、那个‘社’的，但以持有一琴，并且又以大刀阔斧造琴不已的热情来论，怕也可沦为‘发烧友’之类了。烧退后，便有许多‘胡言’中的经验，想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也算是一种‘很雅的’事情吧。好，请听我慢慢道来——·

　　有人说这古琴之所以‘古’字当头，是因为中国五千年文明中的‘琴’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它单指五弦或七弦横木状的弹拨乐器，原是仕族儒士们用以‘明志’的工具。所以有‘士，无故不撤琴’的说法。在周朝，琴是十分‘私人化’的东西，它不会用在宴乐之中，原因之一是琴的发音很轻弱，不足以从朋客饕餮大肉的咀嚼声中送入耳膜，它只是宜于向自己表达理想和情绪的乐器。在周代以前，琴是民间的，它不象钟鼓这样因‘大声’而为族领所重视。的确，它的号召力是比较差的，这只是一种古老的玩意儿。可在周朝中，它成了官方的‘准乐器’。也许，官方可以从对属员的私舍中弹出的乐音里探听这个人的‘心声’，所以，这琴就‘重要’起来了。上古，琴是没有琴谱的，有一种人是职业的‘琴师’，他们一辈子往来于仕族子弟之间，教琴也成为偶尔上座演奏的示范。那时还出现了世代教琴的琴师家族，如孔子的老师叫师襄，即琴师世家‘师’的后代（师的古意，就是教琴者的意思），他之前，还有因为在教琴时得罪郑卫侯的宠姬被鞭打了三百鞭的师曹、有在晋侯面前反对‘靡靡之音’的师旷、有被迫演奏‘亡国之音’的师涓，由这些看来，耳传口授的过程是很专业的，故而，这成了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必学的‘六艺’之一，是当官者的技能。

　　上古的琴，是放在案上弹奏的。所谓‘案’，不是桌子，桌子是汉唐之后才出现的家具。‘案’是有围边的大木板，原是吃饭时放食具的东西，‘案’放在地上后犹如倒扣的木盘，有很好的共鸣效果。所以周代的琴体是没有音箱设计的，奏乐者与大家一样席地而坐，将这没音箱的琴（真正的古琴）放在案上，利用案的共鸣来放大振弦的音量。故而，上古的琴是由一方木料制成的，没有明显的腔式构造，只是为了上面数条弦的张力而强调‘竖直’和轻便，所以要用桐木来造，桐木是一种实心、但击之却声如‘空心’的特殊木材，古人也讲‘上古之琴不过是在一木的两端支上木条，再张上琴弦而已’，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考古专家发现，发掘出的的先秦古琴的底板没有胶合，有点百思不解，正是不知‘周人奏琴用案’的缘故。那些被放在琴下，与琴体用绳系在一起出土的所谓的‘底板’，不过是琴体平直度的‘校直器’而已，这样，琴在古代那种泥地平房里存放，在湿度的变化和弦的不同张力下，可以保证琴体不变形，所以上古的琴到了周代已是成熟期，它的发声原理和结构都是被官方定位的。古籍记载中说，是周文王制定了琴的五弦而周武王加上了二弦，即成了古琴七弦的格式。其实这是说，琴的声学定位被设定为‘五声音阶’的时代应是在商末周初，那是普及乐理的时代。由于声学理论是一种‘公共文化’，所以周文王也的确算是一个致力于‘开国新文化’的‘文’王，这五弦即被称为‘文五弦’。直至其子周武王之后，才有了对五声音阶进行‘变音修饰’的要求，武王所加的二弦即名‘变征弦’变羽弦‘，从此古琴被称为’七弦琴‘，而与瑟筝等乐器从弦制上有了区别。‘武二弦’的设置，表明了周朝官方对于古琴发挥个人情感的一种认同和默许，‘武二弦’是修饰‘文五弦’中的征弦和羽弦的，琴真正成为‘调心工具’当源于此时。

　　在东周末期的战国时代，有两个人物与‘知音’连在一起，就是俞伯牙和钟子期，伯牙是个善弹琴的隐者，生活在渔舟上，以他的琴声之妙、古人讲，会让‘六马仰秣’，即六匹马同时仰起头来‘因欣赏’而忘记吃草，竟有这样的动心！可是心术不古的人群之中，竟让伯牙找不到半个知音。战国争伐，人的正直理想抱负成了江水中的一叶小舟随流浮沉，有一天，伯牙的小舟泊过一片荒地（好像是去常州做官的途中），当他的琴声从舟中‘泛’出时，一个在江边垠荒的老农钟子期，却放下工具久久聆听，对着这琴曲，子期说：在琴声里听到了小舟主人的心绪。他描述为‘巍巍乎，志在高山’的壮心，和‘洋洋乎，志在流水’的向往。而这两个陌生人在琴声的交流中找到了共同的志向。渔人和农夫在这周王朝已行将覆灭的时代里，又让人敏感的想起周王朝的缔造者姜子牙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一幕，姜子牙不正是一个在渭河边的钓鱼翁吗？以文王八年囚徒的身份，不也正像是一个农夫！七百年过去了，难道是历史的回转？一年后，伯牙再归荒地寻找子期时，我们才知道这一幕已不再如故——明代谢琳著的《太古遗音》中，有一曲后人拟写的动人琴歌《伯牙吊子期》，歌中以伯牙的口吻吟道：”长忆去年春，江上相逢君，今日到江滨，不见知音空见坟，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如倾，江汉为我生愁云——·，从此知音少！“。据说伯牙在子期墓前捻断琴弦，砸破了琴，从此不再弹琴了！这样的结局，与子牙和周王‘伟大伐纣事业’的成功合作，可倒成了鲜明对比。

　　伯牙，其技虽然能吸引没有‘技巧’的马儿来听琴，但不能感动大多复杂的人心，他可是少了点对‘文五音’的修养？‘武二弦’虽然能招来‘知音’的私声，但因远离了公共的共鸣基础——正五音的条件，那知音总有点‘臭味相投者’的味道！在东方文明里，宫商角征羽这五个音阶代表了人类社会理性表述的‘数位符’，它语言表达心声的‘正格’。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否，可直接从五音中分析出来，一句话——五音连‘心’也。

　　话归正传，那个时代的奏琴者，已从仕弟子儒生，发展成隐士之流了，隐士们逃避和欲望的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这，就是‘高山流水’的悲剧之因！且不管春秋战国如何‘礼崩乐坏’，我们从俞伯牙在小船里的奏琴中，还是看到了那时的人们已找到了扩音效果比案板好的东西——船板，整只木船就如同一个‘大音箱’，人在音箱中（船里）听乐的妙处自不待言了。请客人入船来‘知音’一番，当然要比在上岸后的官舍中弹奏、更能找到知音人了，因缘、因果是不同的嘛！对于音箱的依赖，说明周朝古琴是没有内置式音箱的，这与我们现代所用的‘七弦琴’从声学结构原理上绝不一样，我们用的乃是另一种琴，虽然都被称作了‘琴’。

　　真正完成‘礼崩乐坏’的时代是在秦朝，那是连乐器都被废去的时代，它的出现终止了周朝数百年礼乐的文明。它建立的是一个军事化政令的简朴政权，不再需要儒生和仕族的指手画脚，周朝法典《周易》早在孔夫子那时就成了没人懂的‘老古董’了，这时的秦始皇在通过韩非子全力持行《老子》的新式思想方针，焚书坑儒时，乐典乐器自是没有幸免的道理，一概的烧去。所以，古琴的历史写到这里也该收个小结了。

　　琴的误解，从孔老夫子起就有了。他在对学生的要求中，提倡复礼——即研习六艺的目的，是发誓要将失传的文化‘寻’回来。很可惜唐代寻回来的是一个‘虚拟的’琴学，‘梆式弦振发音’的乐器，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为‘音箱式弦振发音’的乐器，真可谓老母鸡变鸭！从此，无人再懂那琴学和天文星宿的关系，也无人再知琴学与地理时序的关系，五行十二律只是成了牵强附会的记谱工具，‘礼’终于在也没有能够找得回来，因为它内在的‘数’已经消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