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歌：埙——壎——熏
我说小鸟炮焦就成了埙。如果你是爱幻想的读者，你会感到这种念头新奇可喜。倘若您是思想缜密的学者，您多半已经产生了反感，说又有一个家伙在这儿哗众取宠了。
我提出了个大胆假设，需要小心论证。我怕曲折的推理烦跑了读者，再一想，侦探小说也叫“推理”小说，却让人拿不下眼来。探究“埙”里洞天，好象侦探家勘察古堡中的可怪踪迹，读者该是全神贯注紧随其后。我相信刨根问底是人的天性，何况刨的是民族传统的老根，问的是中华文化的谜底？
先请注意烧焦的“焦”字：下边四点是火字的变体，上边的“隹”是鸟字的变体。叫化鸡的鸡字，我小时学的繁体右边有个隹字，就是短尾巴的鸟。短尾巴恰好容易裹成泥团。
今天提到“焦”，首先会想到米饭烧焦了。古书说，谷粒儿最早的吃法是过过水放在石板上烘熟（28），同样容易焦。但祖先开始创造汉字时，对新食物的感受还浅，文字反映的还是传统的生活。
假设埙是别国的古物，对它的研究就只能靠考古学，哪国也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连续而丰富的历史记载。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就靠遗址发掘，难得参考文献。中国的清朝，“考据学”大师辈出，他们的求实精神跟现代考古学没有两样，不过“考”的对象是“故纸堆”罢了。他们个个是文字学家，掌握了很厉害的新手段。
从“焦”看出了饮食史，这叫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欧洲上古洞穴岩画中的猎人拈弓搭箭，跟汉字“夷”描绘的拉大弓有什么两样？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古今一贯的象形文字，它跟古今语音的对应，也弄得一清二楚。陈寅恪先生管汉字叫化石，说“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29）。汉字包含的远古信息是“文化人类学”的无尽宝库，可惜洋学者们还没认识到它的巨大价值。从文字化石中循着蛛丝马迹细心探求，就能解开埙的由来这个疑谜。
xun（埙）是现代读音。宋朝以前的汉语还没有“x”这个辅音。埙要等我来捉摸，多亏了我的籍贯。老家较古的方言中还没有退化出“舌面辅音”x（还有j、q），而是清楚地分为舌尖s、舌根h两类。xun要么念s-iun，要么念h-iun。埙本来读h-iun（英语he、win连读），声调是“阳平”。这个音节在汉语中只有一个“熏”字。幸而是唯一的，天不绝人，否则就没法论证了。埙是个出现较晚的简化字，原字是“壎”，土字旁是后加的。人们笑话“生字读半边”是半文盲，忽略了偏旁。学问深了才知道偏旁往往可以忽略。汉字的发展有个规律：形声的半边有更重要的表义功能。茎、径、颈三个字，形声部分都表示一根直线，男根叫阴“茎”。乐器名称的“壎”，跟薰、醺等字一样，都是“熏”派生的。
“熏”至今是个常用词儿，比方说“厨房里烟熏火燎”。汉代的《说文解字》记载着每个字的字形由来，它对埙字的解释，历代学者没人提过异议。熏的篆字是，黑字上加“单艸头”的屮字，解释是“火烟上出”。屮是描绘烟气上升的形状；这跟蒸字的情况类似。蒸的草头跟草没关系，是描绘水蒸气上升之状的。的单草头显示的正是细烟从小孔中逸出的形象。至于那个黑字，注释说：“烟所到处，成黑色之象。”再查“黑”字，篆字是，解释是“火所熏之色也”。黑由、炎两个字构成，“”就是烟囱的囱，就象埙的破孔。
熏是现象也是动作。《诗经》描写过用烟熏房屋中的老鼠（30）。后世更有熏鱼熏鸡，熏成了美食料理的手段。还有“熏陶”这个词儿，提示着埙跟陶器的关系，更值得捉摸。
“埙”的读音跟“嘘”非常接近。我家乡话中嘘念hü，双唇比念“呼”时扁细，正是吹吹埙的口形。这让人从埙的文字由来进一步想到xun的语音演变。还有“虚”表示空心…。
埙的由来，书里的现代说法是为摹仿鸟兽叫声、引诱猎物而做的。鸟鸣巧舌如簧，岂是笨拙的埙模仿得了的？但我倒很赞赏这种说法，至少能提出一种假说。
六歌：时间隧道的古怪喧嚣
要想复原出远古生活的真实场景，就该有声有色。还得设法弄清埙的古怪声响。
中央音乐学院的张维良教授是中国管乐研究会会长，我在荧屏上多次看到他儒雅的形象。张艺谋决定用埙给电影《菊豆》伴奏后，就找到了他，从作曲开始包办。也许由于《菊豆》的成功，张教授对埙研究得更深，曾在一个电视片中专门介绍，我当然看得比谁都认真。他说埙的声音有三个特点：第一，最容易吹响；第二，声音“非常凄凉悲伤”；这第三嘛，我有更深奥的联想，这里先不说。乐器的进化当然是从简单到复杂，游牧民族的号角只能发出单音。范仲淹描写边塞的宋词说“四面边声连角起”，宋朝的辞典才收入“角”，说它是“羌胡”民族的“军器”（30）。牛角号子这么简单的玩意儿，中国愣是没有，这也印证了我们的祖先没经过肉食充足的游牧生活。
西方音乐史说，人类最早的乐器是四千年前的骨笛，始见于瑞士。这个问题，天津的业余研究者刘士钺先生倒是个权威，我拜访过这位精通多国外语的残疾人。他得知中国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骨笛，就对照西方文献，撰写论文把笛子的历史提早了三千年。联合国UNESCO音乐委员会曾邀请他出国交流。我想也许西方早就有了骨笛，而吃了缺乏文献的亏。
根据失传的古史《世本》的片段记载，中国原有笛类乐器“篪”，出现在埙之后。古书中谈到原始乐器，总是埙篪并提。《诗经》说兄弟合奏，哥哥吹埙，弟弟吹篪（31），还说埙、篪的声响天生和谐，能体现哥俩好。这个典故流行很广，杜甫就用过（32）。唐诗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那时篪已被“羌笛”取代而失传了。还有胡琴和琵琶的引进，岂不都显示着外来乐器早就占了优势？
埙、篪音响和谐，有什么共同之处？古书说“篪声悲”，象孩子啼哭（33）。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埙跟篪又有何不同？古书用一个“浊”字形容埙的音色，进一步的解释是“喧喧然”。还有一种“大埙”名叫“嘂”，这个怪字比“叫”多三个口，也当“叫”讲。四个口也是个部首，这个部中的“嚣”字，跟埙的“喧”大有关系。四个口表示“众口”（349）：整个部落孩子哭大人叫，那喧嚣就有惊天动地之势，加上“凄凉悲伤”的感情色调，“喧喧然”就该是“呼天抢地”了。
听啊，那吃尽了蚌蛤的人群陷入困境，求生无路，呼天不应…他们是我的祖先。
写这篇东西我得步步查书，从喧字查到嚣，我忽然感到有点儿发瘮。仿佛我脱了壳的孤魂不由自主地飘过“濒死体验”的“时间隧道”，又被老爱因斯坦拽着穿过了广义相对论所谓“弯曲时空”的“虫洞”，倒退一万年，回到几百代老祖先的野鬼们身边。
我的母亲给我讲她的老母身受饥饿的惨状时不禁大哭，我也曾随着哭。我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世世代代骨血相连，苦难相续。每遇凶年，白骨蔽野。心非铁石，怎能不同此一哭？呜呼，哀哉！
七歌：“反哺”的乌鸦
“呜呼”，是大哭之声的最早的录音，始见于古老的《书经》（35），记录的是传说中的夏朝，先民面对群体生命失去依托而大放悲声。
“呜呼，哀哉！”则是《左传》中痛哭死者的录音（36），后世这四个字用在千万篇祭文的结尾，实际也是众人失声痛哭的开始。你可以拿它开玩笑，但不可不知其中有着世代祖先们的泪雨滂沱。
大放悲声是怎样的声音？只能是裂开大嘴的“啊——啊”。“A”的录音，怎么会变成“呜呼”中的“U”？这是古汉语语音探究中的千古疑谜。我知道多数读者决不愿在这上面伤脑筋。但人是爱动脑筋的动物，他懒得动您不懒得，中国人懒得，外国人不懒得。研究古汉语语音成就最突出的是个瑞典人，汉名叫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他根据诗歌压韵的原理，拿《诗经》当材料，愣把上古的韵母体系复原了出来。
当然中国的音韵学家更了不起。清朝涌现的一批中，最有名的是教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那位顾炎武老先生。现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则总其大成。他们一致认定，《诗经》时代汉语还没有U这个元音，后世以“啊”为韵的，都跟乌、乎一起归入“鱼”韵（37）。比方说《诗经·北风》这首古代民歌中，乌鸦的“乌”和语气词“邪”都押着A韵（38）。前边说的华、瓠跟葫、壶等字的相通，也是印证。
原始部众绝望的哀号，就象大群乌鸦“啊——啊”的叫声。《山海经》说很多鸟的名子就是“自叫”（38），“乌”这个鸟名就是这么来的。你会说用“啊”记录埙的音响太不准确，怎奈古音中没有别的可用。今天不管让谁找个字表示埙的音响，没有不用“呜”的。发U音的乐器，后来有了洞箫。我不说“箫”，因为上古它指的是排箫，声音象笙。洞箫是汉朝才出现的，声音悲凉惆怅。苏东坡感人的《赤壁赋》描写秋夜泛舟，说“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泣如诉”。“呜”这个形声字，间接也来自乌鸦的叫声。埙跟箫听起来有些相近。“呜呜然”跟乌鸦的“啊啊然”对不上号。上古汉语里没有U音，而到苏东坡的年代就发得那么准确，那么中国人是怎么学会发U音的？是不是跟埙、箫的影响有关系？古书说埙的声音“浊”，让人想到英语中的“浊音”要求发音器官整体共鸣。这就接上了上文的伏笔、张维良先生所说埙的第三个特点。乐器分弦乐、管乐两大类，弦要弹、拉，管要吹。埙属于哪类？有点麻烦。算管吧是个圆球，不算吧也要吹。张先生说，埙的发声原理跟一般管乐器不同，气不是从管口出来，而是在球腔里转一圈，又从上端的吹孔吹跑了出来。我听他说到这里，就想起山西出土过没有音孔只有吹孔的古埙（40），兴奋到仿佛我的心房变成了喧嚣的埙。洞箫的管腔有阻隔，不象笛子那样从管口出气儿。失传的篪也一样。洞箫只能抒发被唐宋社会文明驯化了的个人的哀怨。古书的“大埙”之说，实物难以想象，埙怎么能大？我怀疑指的是众埙齐鸣。“大埙”呼天抢地的群体叫嚣，是人的文化原动力跟生存逆境拼死冲撞发出的最强音。音乐评论家李皖先生说，埙的声音让人想到“远古太初”和“古人所面对的天地图景”（41）。吹奏之气的回溯，跟时间的回溯相应。
回过头来说乌鸦。白居易诗曰“慈乌失其母，哑哑吐哀音”。无数古书提到“乌能反哺”，是“孝鸟”（42），古人深信不疑，而鸟类学家却一无所知，岂不可怪？中国伦理最重视“反哺”之孝。伦理属于哲学。吹埙的气体反转出来，让我想到老子的哲学名言：“反者，道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