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有很多成就卓著、享有盛誉的音乐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毅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在长期的战争和建设实践中,坚持深入生活、紧贴时代,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展示出音乐家非凡的艺术风采和才华,郑律成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郑律成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这四十年既漫长又短促,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他。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不幸英年早逝,时年58岁。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神州大地繁荣锦绣该有多好啊。但四十年里,正是郑律成那些昂扬动听的、永远不朽的歌声,时时涌起人们感情的波澜,引起对他深深的怀念之情。
郑律成,1918年8月13日出生在朝鲜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的家庭。幼年时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压迫,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民族仇恨像烈火燃烧着他那幼小的心灵。父亲郑海业,是个极富爱国思想的贫农。他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仁济早年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郑律成幼年就受到父兄的影响,要战斗,要革命的志向时刻激奋着他。
1933年他随一批朝鲜进步青年来到中国。他从上海到南京后,进入在华朝鲜抗日团体创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翌年毕业后就在南京参加抗日救国活动。郑律成为求得在音乐事业上的发展,他师从著名外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由于他对音乐有执着的情感.加上他自己有一定的音乐天赋,深得教授的喜爱和赞赏,很快成为克利诺娃教授得意的学生之一。不久,郑律成在上海通过姐夫朴建雄认识了上海妇女救国会领导人杜君慧,杜和她的爱人金奢光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左联盟员。在他们的影响下,郑律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6年春,郑律成在南京经罗青介绍,加入了进步文艺团体“五月文艺社”。在社团成立大会那天,负责人邹趣涛欢迎郑律成弹一曲随身带来的乐器曼陀铃时,他纵情弹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会结束时,他自告奋勇唱了朝鲜著名的民歌《阿里郎》,他用激昂的声调唱道:
“我现在已远离了故乡,横渡鸭绿江,那三千里江山已不在望。阿里郎,阿里郎,噢,阿里郎!我已跨过阿里郎的山岗。”
郑律成在中国短短几年中,开始懂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从日寇的铁蹄下彻底解放出来。他从聂耳、冼星海的歌曲产生的作用,深刻认识到音乐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有力武器,他决心尽快掌握运用音乐这个武器。不久,“五月文艺社”的创建人邹趣涛写了一首诗:“五月桃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妍,民族国耻凭谁雪,时代青年勇向前。”郑律成看后如获至宝,他以饱满的激情为这首诗谱了曲,经广大社员传唱后受到大家欢迎,并正式确定为“五月文艺社社歌”。这首歌是郑律成涉足我国乐坛创作的第一首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掀起了全民抗战的热潮,在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声浪中,关押在苏州监狱的救国会“七君子”和罗青获释出狱,郑律成旋即赶到南京中央饭店见到了罗青,经罗青介绍结识了音乐家冼星海,从此,郑律成在音乐事业上喜逢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知音。年方19岁的郑律成,被冼星海刚刚谱完曲的《救国军歌》那雄浑激越的音调所感染,他当即以嘹亮的歌喉当着冼星海唱了这支歌,冼听后赞叹不已。冼星海很喜爱郑律成的音乐才华,约他到上海长期合作,努力创作反映民族心声的作品。
郑律成到上海后,以虚心好学的态度和热情开朗的性格,在文艺界广交朋友,并寻觅好的歌词。他结识了才华出众的女诗人关露,并很快为她写的歌词《战斗妇女歌》谱曲:
“起来,快用我们的血,洗尽民族的恨,不让敌人的旗帜,遮盖我们的头。妇女们,为着自由不怕生死的决斗,现在已是生死存亡之秋……”
这歌声代表了广大妇女战斗的心声,成为上海各界妇女投身抗日洪流的号角。郑律成在上海时期,是他音乐生涯的初创作时期,他开始运用音乐这一武器为抗战服务。他在上海先后创作了《游击战》《战斗妇女歌》等歌曲。
1937年9月,上海战事危急,在全面撤退中,郑律成和姐姐、姐夫、杜君慧等一起到达南京,经商定去向时,郑律成毅然决定去延安。但由于路费困难,设法由杜君慧引荐见到了李公朴先生,李为资助郑律成慨然拿出30块银元作路费,并写了一封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主任的介绍信。郑律成背着他心爱的小提琴和曼陀铃离开南京,于10月间到达延安。他很快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又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他在那里,与时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重逢后,便进入了一个施展音乐才华的新天地。边区抗日军民沸腾的生活,炎黄子孙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激发他更加旺盛的创作激情,从此,他把自己献给了我国的音乐事业,著名的《延安颂》就是这一时期写成的。
1938年后,郑律成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时,和诗人公木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他从公木的诗篇中寻觅创作题材,很快为《子夜颂》谱了曲。翌年初,郑律成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下,在抗大广大学员团结紧张的战斗生活影响下,郑律成在音乐创作上,也进入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旺盛时期。
同年夏,他和公木商议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公木首先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歌词,继而又写出了《骑兵歌》和《炮兵歌》。郑律成于10月间将这些歌词谱完曲后,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军民中传唱。郑律成作为抗大的音乐教员,经常活跃在抗大各个大队。他热情地、不知疲倦地教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他自己谱曲的《延安颂》等革命歌曲。特别是他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气势磅礴,旋律雄壮,生动刻画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形象,表现出八路军勇往直前、无坚不摧、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慨,深受广大军民的喜爱。这支歌的成功,饱含着郑律成对党对人民子弟兵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指战员就是高唱着“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敌人的后方”的战歌,英勇杀敌,前仆后继,取得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建立一个又一个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祖国大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支歌在解放战争时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建国后,又被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郑律成在延安还先后创作了抒情独唱曲《新山歌》《延水谣》,群众歌曲《发动游击战》;合唱曲《准备反攻》;大合唱《抗日骑兵队》等30余首歌曲,在实践中显露出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作曲家的艺术天才。延安时期是他音乐生涯的旺盛时期,这与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的根本转变和日益成熟是分不开的。
1942年5月,郑律成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为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向,不顾身患肺结核病的情况,毅然向党组织提出到战火纷飞的敌后战场上去的请求。离开延安前夕,他深情地对刚结婚不久的丁雪松说:“病魔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不久,他背起行装,跟随武亭等同志来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当时,正是日寇大举向太行山“扫荡”中,战斗异常频繁,他日夜随军爬山涉水,生活极端艰苦,在太行崇山峻岭、险峰隘关和清漳河畔,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他的歌声。他无论在八路军总部或129师,他走到哪里,战士们都欢迎他唱《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前方的抗日将士为能目睹这位年轻的音乐家而欢欣鼓舞,郑律成在烽火弥漫的敌后战场积累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