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众多音乐家相聚人民音乐出版社，在“繁荣少儿歌曲创作与出版座谈会”上为少儿歌曲创作建言献策。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呼吁作曲家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少儿歌曲，让歌声陪伴孩子的童年。

　　写儿歌不丢人

　　指挥家杨鸿年来到座谈会现场求救，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了62年书，办了32年的儿童合唱团，最大的苦恼莫过于缺少好作品。“能传到耳朵里、孩子喜欢、规范、有教育意义的歌曲就更少了。”杨鸿年拿出他们团唱的歌谱，其中西欧、美国卷最厚，东欧次之，中国卷最薄。“而小学合唱比赛需要最多的就是中国的歌曲。”

　　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人都不愿写声乐作品，更是不屑于写儿童歌曲，觉得丢人。其实自贝多芬以后，大作曲家都有专门为少儿创作的音乐作品。“越是伟大的作曲家越是要把心分一半给孩子。”杨鸿年说，现在发表作品稿费太低，而且只停留在纸面不能变成声音，很多好作品没有变成音乐就沉没了，这也是缺乏好歌的原因。

　　担任了十几届快乐阳光中国少儿歌曲大赛评委的作曲家秦咏诚时常困惑，自己是不是老糊涂了。“孩子们比赛时热选的一些歌曲，听好几遍也明不白歌词的意思，不知道写啥呢。”秦咏诚说，“个别作品提醒我们，当前许多少儿歌曲的思想艺术水平还有待提高。”

　　歌唱家吴雁泽表示，现在的少儿歌曲创作有高度、有面积，但没有高峰，能够唱久远的少。他呼吁作曲家应该为少儿写点能够传唱久远的歌。作曲家谷建芬认为，少儿歌曲不宜做大，而是要做强、做细、做深。

　　“很多职业作曲家不会写儿童歌曲。”音乐学专家周海宏感慨，连编撰中小学音乐教材的人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听什么，一年级的课本里出现复杂音阶，五年级的反而教些非常幼稚简单的歌曲。

　　还孩子天然童真

　　在关注少儿歌曲的座谈会上，浮躁的媒体传播已经成为在座音乐家、出版人的共同担忧。“现在的电视乱七八糟，导向一错什么都白费。”杨鸿年说。

　　周海宏将其归因为评价机制问题。“利润成为刚性需求，落实到职称、奖惩、奖金多寡，意识形态反而起不了作用。”他担心，“当孩子们非常快乐地看着电视里搞笑、搞怪甚至非常可怕的画面时，这些东西会连同价值观一起打包进入孩子的价值标准、审美取向。”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急功近利也传递给了孩子。曾经有一位家长找到谷建芬，希望孩子唱她的歌早成名成家，被谷建芬拒绝了。“不要在儿童心里灌输明星、代言人的概念，这对孩子的成长没有好处。”

　　周海宏建议，举办儿童活动时要避免孩子表演成人化。“那些扭捏作态的妆容、动作，花里胡哨只为抢人眼球，他们只为追求明星范和征服战胜别人。”周海宏认为，儿童活动应该鼓励孩子分享爱，保护孩子的自然童真，而不是灌输优胜、竞争心态。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歌?

　　“创作符合时代特征、真正描绘儿童天性、表达儿童心声，并为儿童喜闻乐见、爱唱好传的新儿歌，是音乐创作和音乐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与义务。”莫蕴慧表示，新世纪少儿歌曲创作不仅仅是作曲技术问题，更需要洞察社会，了解少儿心理。

　　什么样的少儿歌曲是好作品?专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吴雁泽认为，少儿歌曲应该满满都是正能量，他回忆起小时候唱的歌：“‘快快参加八路军’，孩子们都在唱，那时参军的踊跃性极高，一批批年轻人就这样走上了解放的道路。”

　　杨鸿年认为，儿歌创作要避免强调个人，应保持传统、排除干扰。另外，歌词的文学性要强，歌词本身有音乐形象、富有想象力又贴近生活，比如“像一串串白玉的铃铛”这句词就很美。少儿歌曲创作最基础、最重要，是国民音乐教育的大事。“孩子是白纸，要给他们最好的东西。”

　　周海宏认为，应避免黑暗的东西，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审美能力创作。“童年是阳光心态形成的阶段，所以儿童作品里猫永远抓不到老鼠，好人永远战胜坏蛋;少年初期可以告诉他们世界的复杂性，让他们接受多元、多样的不一致的观点;到了少年期以后，再让孩子了解世界还存在黑暗以及我们如何通过努力战胜黑暗。”

　　谷建芬钟爱为古诗词谱曲创作少儿歌曲，70岁时她出版了《古诗词歌曲20首新学堂歌》，就是为了让少儿歌曲摆脱空洞的歌词。录音时，她看到孩子们的状态与唱其他儿歌时完全不同，也感受到了孩子们对古诗词真挚的感情。“就如听到祖先的话在耳边。”谷建芬说。

　　秦咏诚向儿歌创作者提了三点建议：“第一是要勤奋，天天打麻将还能写出东西才叫怪;第二是学习，多学习民间音乐、外国音乐;第三还要有机遇，写完东西往抽屉里一放没有地方施展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