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两次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演出，那里的古典音乐市场和国内多数二线城市及一些内陆省会城市相似，尚处于拓荒阶段。但是相比国内二、三线城市剧院或音乐厅的建设和使用情况，雅加达的两座可以不用扩音设备的音乐厅让笔者颇有感触。一座是雅加达艺术宫，荷兰殖民地时期的建筑，共有450个观众坐席，样式古朴典雅，设施老旧，音响效果一般。另一座是雅加达音乐厅，于两年前投入使用，基本是柏林爱乐大厅的缩小版，可容纳1100余人，设施先进、简约实用，装饰及陈设极富文化内涵，音响效果非常出色。

　　其实就算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古典音乐氛围相对较好的城市，一场不是明星级“大腕儿”的音乐会，正常售票情况通常也就在300至600张，“著名音乐表演艺术家”的音乐会能再多出200到400张，售票能过千张的基本都是欧美一线名团或一线当红歌唱家、演奏家，每年不过数场。

　　尽管票房的好坏与宣传的力度基本是成正比的，但宣传成本如果超过了其所提升的票房价值，就得不偿失了。如果在千人左右的音乐厅，观演观众能够到600多人，就已经相当“好看”，如果再加上一些“赠票”，很容易就可以达到“爆满”的效果，这对于舞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是一种极好的鼓励。但如果是在1500人以上的厅，还是这七八百人，就显得不太“好看”了，稀稀拉拉的空座易使演员热情受挫，现场的气氛也难以形成聚合力。笔者与中国音乐学院的师生一起去某北方内陆经济发达城市新建的大剧院演出时，就曾遇到台下观众仅有20多人的情况，这对于音乐家而言是近乎“灾难”的记忆。对于这20多位观众而言，也未必会为自己的“特立独行”充满自信。于是，对于这些大型音乐演出场地而言，每场演出前的“推票”和“送票”就成为主办方和演员共同的压力，转移了很多本该用在打磨艺术本身的时间和精力。

　　几十年来，国内理论界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艺术音乐的“贵族”属性。这里“贵族”一词与历史学中的“阶级划分”不是一样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文化素质、性格涵养、生活态度、审美趋向的类聚阶层，并不是以社会地位来划分的，更与行业出身、行政级别、经济收入无关。艺术音乐的普及也是有限度的，在任何国家，它都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成为全社会的欣赏对象。哪怕是近年来国内以政府之力推广古典音乐，其伸展面也限于高等院校和一些与文化行业有关的企事业单位。把交响乐、室内乐、歌剧送到田间地头、工厂矿山的尝试不是没做过，但笔者认为其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此，各个地区本应根据本地自身的古典音乐受众群和经济发展现状，来决定“高雅音乐场所”的规模，以实用为原则，并非越大越好。

　　其实，在古典音乐文化传承深厚的欧洲，观众席800人以内的中小型音乐厅占大多数，还有很多300人以内的，甚至几十人的室内乐音乐厅和教堂，构成了当地音乐艺术生活的基本平台。只有在超级大城市，或者有着特殊古典音乐文化历史的地区，才会出现千人以上的音乐厅和歌剧院，当地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消费习惯和会员制的营销方式，保证了这些大型音乐演出场所的票房和上座率。而在国内古典音乐受众群狭小、文化消费意识淡薄的环境中，动辄近2000个坐席的大剧院不仅难以“叫座”，多数靠“组织”来的观众也很难“叫好”。带着看“新鲜”、听“热闹”的心态被“请”来的观众不仅无法和台上的艺术家产生共鸣和交流，往往还会用手机铃声、闪光灯、高声咳嗽、中途退场来破坏演出氛围，最后是艺术家无奈、观众无聊，两败俱伤。

　　雅加达这所新建的音乐厅是由民间组织筹资兴建、管理的，因此可以从每一个细节中感受到它的精致和节约：观众席座椅是类似宜家家居里那种简易冲压木板整体成型的，极其简单但符合人体工程学，不仅坐着舒服，也有利于声波的反射;墙面没有贴金裹银，而是用数十位西方古典音乐作曲家的画像来装饰，与音乐会的氛围协调融合;走廊、前厅的面积都不大，以古典油画和古董乐器陈设为装饰。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为听众欣赏音乐服务，而且恰到好处，没有铺张炫耀的感觉。在雅加达这个古典音乐氛围还不如国内的城市，一个令人如此“舒服”的音乐厅并没有成为“城市的骄傲”，因为它仅仅是一个为演奏音乐而建的音乐厅，而不是背负各种与艺术无关使命的“形象工程”或“城市名片”。(中国文化报/张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