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提高艺术的水准，必然会导致赤字的出现，那只要找到平衡之法，不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吗?欧洲大陆过去几十年来，文化部门和当地政府对交响乐艺术的扶持力度一直保持稳定，就是跳出了鲍莫的生产率魔咒，用艺术、文化、公共服务的思维来处理这一问题。而英美的思路则更加直接体现了历史的轮回，四百年前王公贵族是艺术最大的保护人，如今的英美大资本家则用巨额的捐助让乐团得以存活发展。回到我们国家，国家是否能长远地给予交响乐支持，用文化的眼光、社会福利的眼光来看待交响乐事业的发展，而非简单粗暴地讲“投入产出比的市场经济”?坐拥政策优势的剧院本身是否会坚持艺术品质，坚持国际标杆(或者说，努力追求国际标杆)，而不是仅仅从部门利益出发，狭隘地一味强调卖票卖出成本?政策扶植较弱的乐团，能否获得国家、社会的长远支持，从而更多地将精力放在提高艺术生产水平上、人才扶持上，而不仅仅考虑生存问题?有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的企业家能否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一支交响乐团?

　　从上海工部局乐队算起，中国的交响乐事业已然根深叶茂，然而大多数乐团的大部分预算还是来自于公共财政或相关的财政拨款。贵阳交响乐团与台湾长荣交响乐团恐怕是两个耀眼的“另类”存在：台湾富豪张荣发先生通过自己的基金会投资的长荣交响乐团年轻而活力四射，是全台湾唯一由民间法人机构经营的职业交响乐团，编制从2001年时的20人小乐团发展到今天70多人的双管交响乐团，成果不可谓不辉煌;贵阳交响乐团2009年才初试啼声，不过得益于黄志明的倾力支持，现在的财政健康状况是大陆交响乐团里的佼佼者。

　　这样“另类”的存在恐怕有一些必要条件：首先，投资人本人必须热爱交响乐且对其社会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如长荣老板张荣发先生本人就很喜欢音乐，他相信音乐可以抚慰人心，消弭暴戾之气，且可促进社会的和谐及安定。其次，雄厚的财力必不可少，贵阳交响乐团每年千万级的投入是乐团一切事业的基石，而如想继续提升乐团的艺术水准，几何级数的投入更是必须，柏林爱乐乐团每年4000万欧元的预算才是国际一流水准的保证——而根据交响乐的经济定律，在保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投入还需每年适当递增。再次，恐怕也是最难的一点，长期的愿景与品牌的塑造需要时间，而私营投资缺乏稳定性，接力棒将来传到何方?

　　文化即“人化”，文化是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对效率和公平的追求，在某些方面会损害人类充实的精神生活赖以存在的一些基本价值，交响乐恰恰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文化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有几代作曲家和演奏家给交响音乐注入了独特的魅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也必然会给全球交响音乐版图带来更深层次的结构变化——海峡两岸的高水平交响乐团和新创作的作品，不都是最好的例证吗?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鼓励富豪与企业家对文化事业投入无疑是多赢的，如何从顶层设计上通过财税杠杆、政策优化等手段让更多的文化事业成为“混合型经济”，是未来深化改革事业里衮衮诸公需要积极面对的。(北京青年报/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