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琴方有琴曲。琴器之发展，琴曲发展之基础也。上古之琴本为五弦，文王、武王增至七弦，而其形状，基本与后世之琴相同，且琴人应已有按弦取音之认识。至此，琴之为器，已较为完备。但仅此尚不能称为定型。其虽有弦、面、底、音槽等记载，却尚无任何有关琴徽之记载。具备琴徽者，方可称为定型也。

　　上古之时，尚无高超之镶嵌技术可作镶嵌琴徽之用。而琴徽之重要者，不言而喻也。既然史料载有弦、面、底、槽，何不记载琴徽欤？若当时已有琴徽，定无不记之理。故上古之时应无琴徽。至汉晋时期，观时之画作之琴，则已有琴徽。如此说明琴徽应始于周至汉晋之间。

　　公元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一张“十弦琴”，其后，湖南马王堆献侯墓有一张与曾侯墓十弦琴相似之“七弦琴”出土。二琴皆无琴徽。从此，有乐史学家认为，两地出土之琴即后世七弦琴之原始形态。

曾侯乙墓出土之战国十弦琴

　　公元一九九三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中出土“七弦琴”，与上述两琴相仿，亦无琴徽。

荆门郭店出土之战国七弦琴

　　由于目前出土之琴器，最早者即战国琴。而出土之战国琴皆无琴徽。故有乐史学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琴虽可作为礼器、道器，但其音乐功能甚低，尚不可为完备之乐器。无琴徽故，则不可能弹奏泛音。且曾侯乙琴，其面不平，亦不可能按弦取音，如此亦无按音。无泛音，无按音，仅能弹奏散音，其表现力则有限，其音乐功能则甚低也。

　　此种观点未免有过武断矣。虽曾侯乙琴，其面不平，然不能代表所有之战国琴器也。

　　荆门郭店出土之战国琴，其琴面平整，基本与后世之琴相同，完全可以按弦取音。且琴面有三道横纹，其纹所在位置，恰与后世古琴之二徽、五徽、九徽相应。以此为记，亦完全可以弹出部分泛音。此三道横纹，可具琴徽之作用，分别应于二徽、五徽、九徽。而若于五徽与九徽之中点取音，则应于七徽。故其可以弹出泛音、按音、散音三种音色。

　　同理，曾侯乙琴之琴面，亦有三道横纹，分别约应于一徽、五徽、九徽。五徽与九徽之中点隆起，五徽之纹凹下。按此形状，五徽以上按音，有抗手之弊，应不可取，然七、九徽之按音可取。而五、七、九徽之上皆可取出泛音。故其琴亦可弹出泛音、按音、散音三种音色，唯高音区按音不可取，故增至十弦以补之。

　　是故，虽目前出土之战国琴器并无琴徽，但已有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由此可见，至春秋战国时期，琴器已有长足之发展，琴面之上，已有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类似于后世之琴矣。如此者，则予琴曲之发展以更加良好之条件。故春秋战国方能成为琴史中之辉煌时期也。按文献记载而言，此辉煌时期，应自伯牙、师旷时期始，即公元前六百年前后。

　　观上述两张战国之琴，可见春秋战国之琴器尚未有形制标准，存有明显之不统一性。故仅能认可曾侯乙琴为后世七弦琴原始形态之一种也。其他形态之琴虽尚未出土，但尚不能确认其不存在。除上述两种琴器，尚有其他琴形存在，甚有可能也。既然当时已有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则不能排除存在有徽琴之可能。而春秋时期，宝石镶嵌技术已相当高超，依技术而言，嵌徽于琴面之上，已有可能。

　　故琴徽之出现，最早应始于春秋战国至汉晋之间。虽目前尚未有春秋战国时期关于琴徽之文献记载，亦尚未有有徽之春秋战国琴器出土，但起码可以肯定，春秋战国时期，具备琴徽功用之标记已经出现。故琴曲之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应已俱备泛音、按音、散音三种音色，从而琴之音乐功能之高，可以肯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