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琴在传世古琴中尚未发现有如中唐“大圣遗音”，晚唐“独幽”那样的标准器，其真鼎究竟世人往往凭题名来认定，于是凡背刻“洗凡”或“清绝”之琴即以五代琴目之。更有甚者将传世古琴中经过后人加工改成头宽逾肩，造型丑恶，形制扁平之琴，因其朱髹唐款即贸然定为五代之器，居然将自明末以来古琴家“唐圆宋扁”的口头禅也忘去了，岂有不错之理。阜西先生对于唐宋古琴形制发展的规律有所了解，五代去唐不远，古琴的形制必然具有唐人的作风，今旅顺“春雷”背面项腰做圆，与其老友李伯仁所藏之晚唐“独幽”的特点相同，说它是“唐代物也”完全是有根据的。然而这张琴的伏羲式又与唐代的形制略有出入，显然是唐以后之作。既有晚唐琴的特点而又有所发展，故十分肯定的提出其“时代绝不在五代之后”。

　　阜西先生对这张“春雷”琴的制作时代有上限与下限的提法，下限十分肯定、经反复思索，发现它与唐代伏羲式琴有两点不同；第一，唐代伏羲式琴之额不在肩尾这条直线上，距离明显，而这张“春雷”琴额却十分接近这条直线。第二，圆形龙池略小于唐代制作。旅顺的这张“春雷”琴的名印都是重漆后所刻，也未发现腹款，总之与唐代伏羲式琴形制不合是可以肯定的。与宋人仿唐代制作的形制不合也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按照阜西先生的意见将其定为五代之作，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3、弄巧成拙的中唐“九霄环佩”琴

　　在80年代初，有关心古琴的友人以辽博藏有清宫御制随形琴匣之“宋制九霄环佩”琴相告，且云与佛氏旧藏的“九霄环佩”不相上下。察其意，似对佛氏旧藏的一张所定时代有颇为可疑之感。闻是语，耿耿于胸者经月，窃念有朝一日必亲往一观究竟。1987年夏在辽博见所藏之“宋制九霄环佩”琴，经观察，乃发现这张琴是被当年的古玩商伪造乾隆御制琴匣时，给弄巧成拙，将一张中唐古琴误认为是宋制了。于是疑窦尽释，遂有《辽宁省博物馆藏“九霄环佩”琴考辨》发表于1989年《文物》第四期，还其本来面目。

　　这张“九霄环佩”琴为桐木制之百衲琴，通长122.7厘米、肩宽21.1厘米、尾宽15.5厘米、底厚1.2厘米，鹿角灰胎，髹栗壳色漆，琴面经重髹的朱膘色，琴面发小蛇腹间牛毛断纹，底为蛇腹间冰裂纹。蚌徽。琴背作圆形龙池扁圆凤沼，池上刻篆书琴名“九霄环佩”四字，下有细边大印方三寸许篆“夏氏泰符子子孙孙永宝”10字，池下方刻同等大之宽边大印篆“清和”2字。腹内作长方块状之百衲纹，未见有款字痕迹，紫檀岳尾。其所装轸足皆以红木镟成，轸两端平齐，上下通圆一致，中腰略细，穿绒之孔通贯其中。足圆面作上敛下移之喇叭形，足根作四方形尽纳于琴底足池之中。在琴项右侧窄面上刻隶书“响泉韵磬”四字及“乾隆御赏”两行款字并刻“几暇临池”印一。盛于专用随形琴匣之中，匣盖表面当琴项处，刻签状隶书题识，上方横刻“宋制”两小字，下刻大字“九霄环佩”再下刻小字两行为“大清乾隆辛酉年装”及篆书“永宝用之”小印，匣外两端下部均横刻隶书“头等二十六号”6字，填以泥金。匣盖内中部有金漆隶书御题6行49字。

　　对于这样一张古琴，既有乾隆御题，又有乾隆御制的专用琴匣，是一件天府奇珍似乎是无可怀疑了。然而在熟悉旧藏佛氏著名唐琴“九霄环佩”而又深悉清宫所藏乾隆御制专用琴匣者之前，其作伪的痕迹就一一被发现出来。

　　先就这具琴匣来看，它绝非清乾隆年间宫中造办处的产物，因为故宫现在还收藏有乾隆辛酉年装“头等二十三号”的与之相同的“音朗号钟”琴的琴匣，两相对照，稍加思考，古玩商作伪的痕迹就显露了出来。

　　第一，琴匣为木胎髹漆而成，其经历岁月的证据是漆色与断纹，清宫所藏“音朗号钟”的琴匣，其内外的光漆有着明显的新旧差别，且牛毛断已遍及琴匣全身，是经历240余年的现象。而这件“九霄环佩”琴匣，漆色如新，里外一致，更无断纹出现，是制作不及百年的明证。

　　第二，“音朗号钟”琴匣上所用合页什件是双蝶形錾花鎏金的，虽久经岁月，依然金光灿烂，富丽如新，而这件“九霄环佩”琴匣的什件，虽然也是双蝶形，却系白铜所制，作工虽细，而气象寒酸，并无宫廷制作的富贵气。

　　第三，匣内的金漆御题，虽然至今尚未查实其出处，就文字中的讹误来看，它只能是缺乏文化之人模拟而成。因为“四时叶序”的叶写成汁字。“宫声琳琅”的琳琅写成淋浪。“醴泉涌”的涌字成 。均系摹袭之人辨认不清所致，有此三点，作伪的问题就昭然若揭了。然而它并不是按照“音朗号钟”的琴匣进行仿制的，因为音朗号钟琴及匣，在故宫博物院陈列中历来没有展出过，且琴与匣自清末即已分离，到50年代经保管人员发现才重新合到一起的。因此这件伪作只能是按照流散于外的另一琴匣刻意仿造的。

　　据杨宗稷1919年刊行的《琴学随笔》说：“厂肆有内府所藏宋琴一张、索价二千金。项与腰皆作凹入两半月形，相交处复作凸出半月形，通体极长大，池沼皆长方。池内右刻‘宣和二年御制’，左刻‘康熙庚午王汉章重修’。池外上刻乾隆御题一绝，行楷四行三十六字及小印一方，池下刻琴名‘松石间意’八分书四字。护以退光漆匣，匣盖刻‘宋制松石间意大清乾隆辛酉年装，’又‘永宝用之’小方印一。内以泥金字八分书御题六行，行十六字，末刻‘乾隆御题’印一。匣两端皆刻‘头等二十二号’六字。制作之精，装璜之美，一见而知为天府珍奇，非凡庶所能伪托，特以御制御藏十倍其价于寻常耳。”

　　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开设经营古琴买卖的店铺先后有两家：“义元斋”开业于清代末年，店主张虎臣，他对当时仕宦人家之琴非常熟悉，精鉴别、擅修整，以“能不漆却断纹琴”著称于当时。至其孙张重山时义元斋已改为食品店，但仍善长髹漆朱漆，曾为名琴家汪孟舒先生重髹唐琴“春雷”，色鲜朗如初。另一家是“蕉叶山房”，店主张瑞山本是清末的一位古琴家，为《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之琴师，有十一弦馆琴谱”行世，善长制造琴、箫，创制了两头齐平腰间略细的紫檀轸及圆面喇叭形方根红木琴足，“蕉叶山房”出售之琴多有用之。其子张莲舫亦擅长修补古琴，以不见痕迹见称。唯不能为琴调音，不长于髹漆朱琴，尤不善长鉴别，故售出之琴确有唐宋不分的现象。莲舫有二子，次子长于髹漆工艺早亡，长子毓华继父业，惜不能继家声亦已物故。蕉叶山房经营收售古琴业务大约自民国初年起，至全国公私合营而止。《琴学随笔》所记“厂肆有内府所藏宋琴一张，索价二千金”的这个厂肆实即琉璃厂之蕉叶山房，因为一直到1952年三反运动后，蕉叶山房秘藏的所谓唐琴“韵磬”及这张“松石间意”琴才被送到上海求售，事见上海今虞琴社名古琴家沈草农先生的《珍霞阁诗抄》，“松石间意”后被樊伯炎先生所得珍藏至今。可见这张“宋制九霄环佩大清乾隆辛酉年装”的御制琴匣，是张莲舫父子按照松石间意的御制琴匣仿制而成的伪品。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张宋制九霄环佩的制作年代必须加以明辨是非了。蕉叶山房张莲舫在伪作的随形琴匣上，已经标明这张琴为“宋制”，为了令人确信琴匣为乾隆辛酉年制的原装，而且琴确是清宫的旧藏，故在琴上加刻了“响泉韵磬”及“乾隆御赏”款“几暇临池”印的题识，借以掩饰其作伪痕迹，是他确认这张琴为宋制的明证。

　　这张琴上的御题是伪作，琴亦非宋制，有如下的根据，乾隆御题的作伪痕迹之一是书体不符，因为器物上的御题，凡篆隶书体者皆当时儒臣之代笔，当时的隶书承明人书法而来，行笔与楷体相同，转折顿挫绝无金石家趣味，而此四字的点划显然具有乾嘉以后的迹象。再则“几下临池”印本应为御书所钤用，而此处却用于代笔。第三，清宫藏琴中，凡有原题者，乾隆御题往往放在琴额之上，是皇帝无上至尊的表现，绝无将御题放在琴项之边侧者。这些都是作伪者识见浅薄的具体表现，况且这则御题刻在与琴面补漆颜色相同的新漆之上，与另一侧断纹显现的栗壳色漆有明显的区别，如此漆上文字自是张氏之所为了。

　　至于断定这张“九霄环佩”琴为中唐之作是与传世中唐琴的典型器相比较的结果。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而这年的干支是“丙申”，故当年所作宫琴，腹款皆为“至德丙申”四字。传世这种唐琴计有三张；第一张是清宫旧藏的“大圣遗音”琴，池旁有唐隶铭文16字，为“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池下大印篆“包含”二字。腹款为 漆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即被清宣统帝继位后善后委员会定为“破琴一张”的那一张。第二张是原北京古琴家锡定臣所藏“大圣遗音”琴，池房亦有隶书铭文16字，为“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池下刻大印篆“玉振”二字，腹款刻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即被杨宗稷定为“鸿宝”的那一张。第三张是上海文史馆馆员沈迈土旧藏的“九霄环佩”琴。琴名下有“延陵后裔郭京家藏”八字，池下有“东坡苏轼”大印及“清和”篆文大印。腹款为黑漆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即后归上海琴家吴金祥先生，在这三张中唐宫琴中，后两张皆为伏羲式，风格特点完全相同，三琴皆具有中唐典型器的特点。这张所谓“宋制九霄环佩琴”的形制风格，琴名书体，篆文大印完全与上海沈迈土旧藏的一件相同，所以认定它是中唐之作，这个认识是与典型器比较得来。可惜张莲舫就没有掌握这种认识古琴的方法，所以弄巧成拙把一张中唐琴当成宋琴来卖了。他也有另一方面的例子，把售与北京姜柏年先生的“雪夜钟”琴，售与古琴家乐瑛女士的“太古遗音”琴，售与郭容女士的“钧天合奏”琴都是当成唐琴卖了好价钱。多花费了许多心思，下了许多工夫把唐琴弄成宋琴伪品真是弄巧成拙。

　　辽博所藏的这张中唐“九霄环佩琴”应该是一张“百衲”琴，亦即一张假百衲琴，因为至今未见传世古琴中有用一块块碎木拼接而成的，即使漆面上显现了百衲纹，只要仔细观察，底面板都是整板做成，不过做了些刻纹或拼接了部分碎木于显露之处而已，其漆面断纹间的百衲纹，也是刻后上漆的。张莲舫知道唐李勉制“响泉、韵磬”皆多百衲琴，故在这张九霄环佩项上刻上了这四个字，而文献中所记最早的百衲琴为盛唐雷威所作，那么，这张百衲琴是出自雷氏，还是李勉所为，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