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节洗牌后中国音乐产业仍有极大潜力

　　4月12日，2018——2019音乐财经行业大奖公布，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产业组织之一开功（SplitWorks）创立并举办了四年的混凝草音乐节，获得“年度中小型音乐节奖”。

　　在中国音乐节一度井喷又归于理性之后，混凝草音乐节成长为中国最受欢迎的音乐节，主办方开功以向中国引进世界高质量的音乐而闻名。这12年来，他们累计将数千位艺术家带到中国各个城市，举办了数百场巡演。

　　“我们在中国做演出的经历，可以写一本书了。”回忆起这些年，开功创始人马克思（ArchieHamilton）笑着说。

　　他回想起2006年，来自英国的另类摇滚乐队MaximoPark第一次来中国，整个过程有多么曲折艰难。当时的上海几乎没有合适的演出场地，马克思到处打听、勘察，跑遍整个上海。最后在外滩边上一幢历史建筑的四楼，发现了一个“老旧又有点诡异美感”，类似夜店的地方。

　　这里如同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歌舞厅，灯光昏暗，所有的消防通道都堆满了老家具，唯一的安全出口处堆满垃圾。马克思到阳台上试着跳了一下，“地板像弹簧一样上下晃动”。严格说，这里不符合现代演出场地的需求。但马克思仍然迅速跟对方签下演出协议，提出方案，反复敲定演出的细节与合同条款，每一次对方都许诺“没问题”。遗憾的是，距离乐队来中国不到一个月，对方无原因退出了。

　　幸运的是，上海一家彼时尚未营业的livehouse听闻这场演出，决定为演出提前开幕。这个名叫4Live的演出场所虽然运营时间不长，但对上海livehouse市场却影响深远。

　　演出开场，门票全部售罄。“在这之前，从没有人把外国乐队带来过这种大小的场地。”马克思说，这就是开功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

　　这12年对他而言，是坎坷而意义非凡的。他记得的不仅是他们邀请到音速青年（SonicYouth）、米卡（Mika）、史蒂夫·青木（SteveAoki）、迪波洛（Diplo）等著名音乐人来到中国，更记得那些冷场的片段，甚至是舞台起火、双台风袭击这样的危急时刻。

　　12年过去，开功已经成长为一家专注于引进国外音乐的公司，在北京和上海都设有办事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戴子文（NathanielDavis）最初选择来到中国，就是想为中国的音乐创造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生态系统。凡是中国音乐现场这些年出现的顶尖、新潮、另类音乐演出，都有开功在船头引航的身影。他们不但在一线城市培育起一帮热爱现场音乐的年轻一代，也将触角延伸到二三线城市，让中国的现场音乐有了国际的姿态。

　　马克思对音乐有极强的判断力和鉴赏力。十多年前，他曾联系上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歌手，对方提出来的演出价格也很合适，但被赞助商否决了，成为他的遗憾。这位歌手，就是后来拿遍格莱美奖而爆红的蕾哈娜。

　　当然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2009年，美国电子乐队猫头鹰之城（OwlCity）还未走红，马克思对他们的音乐并不感兴趣，加上公司当时运营困难，最终以4000多元的低价签下他们在中国的三场演出。“他们自己还承担了所有的开销。”说起目前为止最划算的一次合作，马克思笑言，仍不明白这支乐队是如何火起来的，“但演出现场的火爆绝对是创纪录的。”

　　很多人问过马克思为什么要到中国做音乐，他最想做什么？2008年，他用一场“爱噪音”的中国乐队巡演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挑选了8位年轻的中国乐队成员，开着一辆大巴，历时14天行驶6000公里，将音乐带到五座城市。这场探索中国独立音乐现场的巡演，因为与匡威的合作，成为中国品牌广告史上的典范。

　　“到今天，它还经常作为案例被引用。我们的开创性不仅仅在于大胆的创意，更重要的是捕捉到了时代精神，时机也正好。”马克思说，当时，中国独立音乐正处于爆发的临界点。他们还制作了一部艺术又前沿的纪录片，“拍下长线巡演的痛苦和演出现场的高潮瞬间。”

　　他曾以为，“爱噪音”可以让开功更顺畅地走上独立音乐这条路，可是，2009年恰逢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亦被波及。他们遭遇了最大的坎坷，没钱也没客户，几乎撑不下去，“那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候，就像进入了隧道。”

　　他们只能接手那些有国外政府资助的音乐人演出，才能活下去。直到2010年，美国民谣音乐人AndrewBird的亚洲巡演项目谈妥，这个成功而庞大的演出项目让他们喘了一口气。

　　“从东京到北京，每个场地都挤满了观众。这场巡演赚到的钱，够我们维持好几个月。”马克思还记得，一月正是北京寒冬最冷的时刻。在愚公移山酷似神秘仓库的门口，聚集了上千位乐迷。那一刻，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热烈得山呼海啸。马克思似乎看到了黑暗中闪现的光芒。

　　最低谷时，马克思这个留着大胡子的英国人意识到，他是“老外”，一个暂住中国的外来者。但恰是这样的身份，能让他始终以国际音乐的视野和经验来关注中国音乐产业这十几年的发展。

　　去年，北京老牌livehouse愚公移山宣告关闭，令马克思深感遗憾。好消息是，像太合音乐这样的大公司，开始着力打造中国音乐现场，深耕“独立”领域。

　　“去年，太合音乐集团宣布打造‘独立音乐联合体’，这个计划几乎涵盖了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所有独立音乐厂牌以及近600组独立音乐人。当一家大公司拿出这样的手笔，中国独立音乐的前景会是什么样？”马克思认为，太合音乐是他所能想到的中国大公司里，在音乐产业上的贡献最为卓越的，“他们在20年里不间断地为音乐产业出资出力。许多知名的音乐高管都出身太合，他们建立了一整套服务方案，覆盖了票务、演出、音乐节、在线播放、厂牌以及经纪等方方面面，是当之无愧的属于中国一代人的音乐企业。”

　　在中国12年，他眼见着中国独立音乐从“地下”的初始状态一步步发展壮大，今天，中国每年有10万首左右新歌创作出炉，市场可谓庞大。

　　“太合音乐的‘独立音乐联合体’计划，为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艺术家打造了一座避风港。”马克思说，去年中国音乐产业最大的新闻莫过于腾讯音乐上市，但他认为，“上市游戏似乎常常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来推动短期思维，体量加大了，但是缺乏更深的思考。这是否有益于音乐行业的长期发展？而许多正在被签约的艺术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创造力的长期价值，而将它低价出售了。”

　　这些年，马克思每年都会写下一篇关于中国音乐行业的深入观察，思考中国音乐产业在急速变化中的发展、经验与问题。他的很多思考和洞见，都成为业内人士前进与反思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