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感动大约源于某种对比。弗朗切斯科·米凯利强调：“在欧洲很多历史悠久的剧院，对于导演在创作上的想法和要求，院方常常显得麻木，他们会说：‘ 哦，知道了。’然后再无下文。但在国家大剧院，导演的想法会得到不遗余力的配合，大家会为一个好的艺术构思兴奋不已、全力以赴。”

　　顶级的艺术家、顶级的演出、慕名而来的观众，构成了国家大剧院365天的常态。据统计，目前已有649家中外艺术团体、近20万艺术家登上过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我们坚持为老百姓引进最一流的艺术享受”。

　　不过，口碑非一日之功。“大剧院成立之初，很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团体对我们都持怀疑观望态度，请名家演出不容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剧院演出部负责人回忆。

　　2008年，国家大剧院尝试邀请有“俄罗斯艺术航母”之称的莫斯科大剧院率团来华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沟通跟进。经过无数轮的协商，直到2010年4月，“俄罗斯艺术航母”莫斯科大剧院才终于携400多名艺术家访华，献上一部歌剧《奥涅金》、两部芭蕾舞剧《法老的女儿》和《堂吉诃德》，在国家大剧院连演12天。

　　2011年11月，被公认为“世界第一交响乐团”的柏林爱乐乐团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这“交情”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柏林爱乐报给我们的演出费实在过高，国家大剧院难以承担，双方就这么僵持着。”这位演出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剧院干脆暂时把柏林爱乐“晾”了起来。“我们不间断地邀请其他世界一流名团来演出，逐渐形成了口碑和话语权：来中国演出却没上国家大剧院，绝对是遗憾。最后，柏林爱乐乐团绷不住了，主动提出降价演出。”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芝加哥交响乐团推掉了同档期内一些剧院开出的“天价演出邀约”，最终选择了国家大剧院;费城交响乐团甚至“响应国家大剧院号召”，在北京数家博物馆、公园等先后奉上免费演出，让老百姓大饱耳福;在国家大剧院的推动下，斯洛伐克小交响乐团还去北京妇产医院为孕妇们进行了公益演奏……

　　国家大剧院的这种“向心力”，在国内院团、艺术家们的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最顶级的四大“芭团”——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广州芭蕾舞团、辽宁芭蕾舞团，都是国家大剧院的“常客”。2008年，“广芭”原本有一个去德国演出的机会，但档期正好与大剧院的演出相撞。经过权衡，“广芭”最终放弃德国巡演，带着现代芭蕾舞剧《梦红楼》亮相大剧院。

　　海峡对岸，台湾地区的艺术家们也深受吸引。2015年1月22日，由在台湾享誉盛名的文化大师吴念真亲自操刀的系列戏剧《台北上午零时》，将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这次合作可以说“一拍即合”：国家大剧院郑重其事发出邀请，吴念真欣然答应。在吴念真看来，以前两岸之间基本通过电视报道和新闻来了解彼此，“可能有些东西失之偏颇”，而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国家大剧院，应该成为使两岸互相理解、互相敬重的一扇窗户。”

　　大剧院方和吴念真取得了一个共识：艺术是“润物细无声”的。作为中国艺术最高殿堂的国家大剧院，本身就是一座桥梁，能通过戏剧“放大两岸之间平民生活最细致的部分”：“一流的艺术享受，带给观众的就一定是最强烈的共振。”

　　高雅艺术“低空飞行”

　　这些高规格的演出，让老百姓觉得“过瘾”。

　　61岁的原北京市某中学教师范秀荣已经攒了厚厚一沓国家大剧院的票根和节目单。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剧院已经是我的精神家园，不来不舒服!”从小就热爱文艺的范秀荣，“喜欢广场舞，更爱大剧院”。过去，歌剧、交响乐、芭蕾舞往往是“贵族看的”，而国家大剧院成立7年来，范秀荣买过的票已有200多张，对世界各地的名团名家，她掰起手指头能说出一大串。

　　最让她难忘的，还是第一次去国家大剧院的经历。那是2007年9月26日，大剧院试运营期间上演的中央芭蕾舞团经典之作《红色娘子军》。范秀荣捏着票，沿着大剧院波光粼粼的北水下长廊往剧场走，边走边不住地张望，“当时觉得大剧院太壮观了，我觉得像进了水晶宫，眼睛都不够使的”。

　　大幕落下，范秀荣还坐在座位上回味了半天，“我发自内心觉得，中国有这样的剧院，作为中国人还是挺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