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时代产生的第一代音乐形态――乐舞开始，乐器作为音乐表达的工具，便已存在。在音乐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器乐逐渐从三位一体的歌舞乐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华夏大地几千年的音乐发展史上，人类发明了数以千计的乐器种类。伴随人类在音乐活动中对音色和音乐表现力的追求，这些种类纷繁、丰富多彩的乐器不断地优胜劣汰。古筝这种源于“大竹简制作”的五弦弹拨乐器，经受了大浪淘沙，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最终以其优美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独树一帜。到了隋唐时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前繁荣，音乐文化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此时的古筝(近代以前称秦筝)，在中原地区已经发展到一个辉煌的高峰，出现了“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白居易《邓舫张稳落第诗》)的繁荣局面。其实，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早在隋唐以前的数百年间，从古筝的产生到逐步发展，已为这一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据文献记载，古筝至少在2500多年前便已存在。由焦文彬先生所引《甘州府志》(清王曾翼撰)中的“乐操土风，而以占德，拊缶弹筝，本秦声也，西陲最尚”这句话可知，在西周年代，秦人聚居西陲之时，筝就用来作为占卜、伴唱的常见乐器，为秦人所崇尚。到了汉朝，古筝被纳入为宫廷乐器，古筝曲也成为宫廷中演奏的音乐。在宫廷乐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俗乐中，皆有用筝的历史。东汉文人中赞扬古筝的作品也不鲜见，如古辞《善哉行》中有“以何忘忧，弹筝酒歌。”张衡的《南都赋》中“弹筝吹笙，更为新声。”侯瑾在他的《筝赋》中说：“享祀祖先，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贵州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筝在汉代以前就已从中原流传到贵州。历代的帝王为维系自己的统治，在对各地区、各民族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的统治中，必定伴随文化的渗透。中国古代史上的统治者对贵州这个地处偏远的“荆蛮”之地也从未放松过统治，据《今本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三十祀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易地既济》曰：“(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说：“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今贵州就是鬼方的主要部分。伐纣时，建古国(春秋时期的贵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曾言：“南至吴、越、巴、……之国，莫违寡人之命。”(《管子小匡》)史载，楚顷襄王时，派庄⑽髡鳎夜郎(古代贵州)战败迎降。大约从此时起，汉族的祖先就不断向贵州地区迁徙。到了秦代，秦始皇为削弱并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曾迁中原地方的豪富散居各地。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后基本将贵州地区纳入了汉朝的行政管理。为利于全国统一，他对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史记西南夷列传》)并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迁徙不少官僚、地主、商人到贵州。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他开辟交通，设置邮亭，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进入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这些移民的迁入，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同时也传播了先进的文化艺术，对贵州地区文化艺术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古筝并非是贵州的“土特产”，贵州汉代以前出现这一乐器，与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不无一定关系。1972年在贵州黔西县境内东汉墓中发掘出一尊抚筝俑，高112厘米，身穿右衽长袍，筝横置于双膝之上，低首，作跪坐抚筝，荫线刻画出衣纹及弦(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30页10)。1975年在兴仁县雨樟区交乐乡的汉墓中发掘出的一尊抚筝陶俑，头著巾帻，身着石衽宽袖服，内着圆领衫，高鼻大嘴，唇上留着短胡须，上身微倾，双膝并跪，身前置一筝，琴身一端斜伸向左前方着地，左臂前伸，右臂内曲，以掌沿及中指、无名指、小指触弦面，拇指、食指捏作圆形拨弦弄琴，聆听沉思，似乎正陶醉于自己弹奏的音乐声中(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45页Ｍ：44)。1991年12月在贵州仁怀合马东汉砖室墓中发掘出的“仁怀抚筝佣和听琴俑”，由灰砂红陶塑烧而成。其中一尊高275厘米，宽255厘米，头着帻，身穿宽袖长袍，盘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双手抚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另一尊听琴佣高24厘米，宽17厘米，为一成年女性，身朝前微倾，头向右斜，凝神屏吸，侧耳聆听，显出一副神态祥和的样子，仿佛被悠扬的琴声打动(见《贵州文博》1993年1、2合期《仁怀合马东汉砖石墓清理简报》，顾新民等执笔)。贵州黔西文史馆收藏的“黔西托筝佣”是一位双手托筝的少女将筝高举过头，或弹奏，或献给对方。《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上有。贵州赫章县可乐乡出土的摇钱树缠枝右下角的镂空花抚琴图，从琴的形状看，可能是古筝，见附图。古筝与古琴外形有着明显的区别：1、古筝底板平，而面板较拱，形成较大的共鸣箱；而古琴的面板较平，共鸣箱较小。2、古筝有前梁和后梁，而古琴却没有后梁。筝与琴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此不一一说明。

　　从以上考古发掘出的部分历史文物证明，至少在汉代以前，古筝就已经从中原流传到贵州，否则不可能如此普遍地进入制陶业视野，并在纵横几百公里的贵州各县挖掘的汉墓中相继被发现。殉葬物件一般应是死者生前所使用或所喜爱的，与死者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太可能随其进入葬墓。以此推测，以古筝作为殉葬物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喜爱弹奏古筝的人。音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功用有很大的广延性，统治阶层把它作为道德教化、政治驯化的工具，封建文人以之作为修心养性的必备之物，民间百姓用来从事风俗活动。作为封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子，尤其崇尚音乐的道德教化和政治驯化的功用。自庄⑼醯幔到秦及西汉在贵州地区设置郡县，开发西南，华夏文化的主流，便随着秦汉的大统一态势和一批批汉族人的迁徙而逐渐向全国渗透，贵州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古筝，已不是雏形时期那种“五弦筑身”的形式，而是一种构造较为复杂，表现力较为丰富并被朝野广泛采用的乐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开发边疆，经营西南，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西南地区实行统治时，那些按照皇权意图迁居到贵州的“使者”，不会将古筝这一令朝野人士青睐崇尚的雅器束之高阁。至于它是怎样流传到贵州，它对贵州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有待近一步考证。但我相信，随着同门专家研究的逐步深入，最终将会得出答案。

　　参考文献：

　　[1]《秦筝》编辑部、秦筝[Ｊ].陕西：陕西省文联陕西秦筝学会，1990 (2)，1993 (1)：15-39

　　[2]周春元、王燕玉.贵州古代史[Ｍ].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25―73

　　[3]刘锦，宋世坤.贵州博物馆藏品志[Ｍ].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59―117

　　[4]刘再生.音乐研究[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2)：41―80

　　[5]汤咪扫.中国音乐[Ｊ].北京：中国音乐，1990 (2)：57―59

　　[6]简家奎.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Ｍ].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7]顾新民.贵州文博[Ｍ].1993 (1、2)

　　从黄帝时代产生的第一代音乐形态――乐舞开始，乐器作为音乐表达的工具，便已存在。在音乐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器乐逐渐从三位一体的歌舞乐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华夏大地几千年的音乐发展史上，人类发明了数以千计的乐器种类。伴随人类在音乐活动中对音色和音乐表现力的追求，这些种类纷繁、丰富多彩的乐器不断地优胜劣汰。古筝这种源于“大竹简制作”的五弦弹拨乐器，经受了大浪淘沙，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最终以其优美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独树一帜。到了隋唐时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前繁荣，音乐文化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此时的古筝(近代以前称秦筝)，在中原地区已经发展到一个辉煌的高峰，出现了“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白居易《邓舫张稳落第诗》)的繁荣局面。其实，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早在隋唐以前的数百年间，从古筝的产生到逐步发展，已为这一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据文献记载，古筝至少在2500多年前便已存在。由焦文彬先生所引《甘州府志》(清王曾翼撰)中的“乐操土风，而以占德，拊缶弹筝，本秦声也，西陲最尚”这句话可知，在西周年代，秦人聚居西陲之时，筝就用来作为占卜、伴唱的常见乐器，为秦人所崇尚。到了汉朝，古筝被纳入为宫廷乐器，古筝曲也成为宫廷中演奏的音乐。在宫廷乐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俗乐中，皆有用筝的历史。东汉文人中赞扬古筝的作品也不鲜见，如古辞《善哉行》中有“以何忘忧，弹筝酒歌。”张衡的《南都赋》中“弹筝吹笙，更为新声。”侯瑾在他的《筝赋》中说：“享祀祖先，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贵州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筝在汉代以前就已从中原流传到贵州。历代的帝王为维系自己的统治，在对各地区、各民族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的统治中，必定伴随文化的渗透。中国古代史上的统治者对贵州这个地处偏远的“荆蛮”之地也从未放松过统治，据《今本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三十祀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易地既济》曰：“(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说：“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今贵州就是鬼方的主要部分。伐纣时，建古国(春秋时期的贵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曾言：“南至吴、越、巴、……之国，莫违寡人之命。”(《管子小匡》)史载，楚顷襄王时，派庄⑽髡鳎夜郎(古代贵州)战败迎降。大约从此时起，汉族的祖先就不断向贵州地区迁徙。到了秦代，秦始皇为削弱并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曾迁中原地方的豪富散居各地。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后基本将贵州地区纳入了汉朝的行政管理。为利于全国统一，他对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史记西南夷列传》)并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迁徙不少官僚、地主、商人到贵州。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他开辟交通，设置邮亭，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进入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这些移民的迁入，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同时也传播了先进的文化艺术，对贵州地区文化艺术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古筝并非是贵州的“土特产”，贵州汉代以前出现这一乐器，与中原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不无一定关系。1972年在贵州黔西县境内东汉墓中发掘出一尊抚筝俑，高112厘米，身穿右衽长袍，筝横置于双膝之上，低首，作跪坐抚筝，荫线刻画出衣纹及弦(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30页10)。1975年在兴仁县雨樟区交乐乡的汉墓中发掘出的一尊抚筝陶俑，头著巾帻，身着石衽宽袖服，内着圆领衫，高鼻大嘴，唇上留着短胡须，上身微倾，双膝并跪，身前置一筝，琴身一端斜伸向左前方着地，左臂前伸，右臂内曲，以掌沿及中指、无名指、小指触弦面，拇指、食指捏作圆形拨弦弄琴，聆听沉思，似乎正陶醉于自己弹奏的音乐声中(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45页Ｍ：44)。1991年12月在贵州仁怀合马东汉砖室墓中发掘出的“仁怀抚筝佣和听琴俑”，由灰砂红陶塑烧而成。其中一尊高275厘米，宽255厘米，头着帻，身穿宽袖长袍，盘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双手抚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另一尊听琴佣高24厘米，宽17厘米，为一成年女性，身朝前微倾，头向右斜，凝神屏吸，侧耳聆听，显出一副神态祥和的样子，仿佛被悠扬的琴声打动(见《贵州文博》1993年1、2合期《仁怀合马东汉砖石墓清理简报》，顾新民等执笔)。贵州黔西文史馆收藏的“黔西托筝佣”是一位双手托筝的少女将筝高举过头，或弹奏，或献给对方。《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上有。贵州赫章县可乐乡出土的摇钱树缠枝右下角的镂空花抚琴图，从琴的形状看，可能是古筝，见附图。古筝与古琴外形有着明显的区别：1、古筝底板平，而面板较拱，形成较大的共鸣箱；而古琴的面板较平，共鸣箱较小。2、古筝有前梁和后梁，而古琴却没有后梁。筝与琴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在此不一一说明。

　　从以上考古发掘出的部分历史文物证明，至少在汉代以前，古筝就已经从中原流传到贵州，否则不可能如此普遍地进入制陶业视野，并在纵横几百公里的贵州各县挖掘的汉墓中相继被发现。殉葬物件一般应是死者生前所使用或所喜爱的，与死者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太可能随其进入葬墓。以此推测，以古筝作为殉葬物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喜爱弹奏古筝的人。音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功用有很大的广延性，统治阶层把它作为道德教化、政治驯化的工具，封建文人以之作为修心养性的必备之物，民间百姓用来从事风俗活动。作为封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子，尤其崇尚音乐的道德教化和政治驯化的功用。自庄⑼醯幔到秦及西汉在贵州地区设置郡县，开发西南，华夏文化的主流，便随着秦汉的大统一态势和一批批汉族人的迁徙而逐渐向全国渗透，贵州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古筝，已不是雏形时期那种“五弦筑身”的形式，而是一种构造较为复杂，表现力较为丰富并被朝野广泛采用的乐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开发边疆，经营西南，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西南地区实行统治时，那些按照皇权意图迁居到贵州的“使者”，不会将古筝这一令朝野人士青睐崇尚的雅器束之高阁。至于它是怎样流传到贵州，它对贵州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有待近一步考证。但我相信，随着同门专家研究的逐步深入，最终将会得出答案。

　　参考文献：

　　[1]《秦筝》编辑部、秦筝[Ｊ].陕西：陕西省文联陕西秦筝学会，1990 (2)，1993 (1)：15-39

　　[2]周春元、王燕玉.贵州古代史[Ｍ].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25―73

　　[3]刘锦，宋世坤.贵州博物馆藏品志[Ｍ].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59―117

　　[4]刘再生.音乐研究[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2)：41―80

　　[5]汤咪扫.中国音乐[Ｊ].北京：中国音乐，1990 (2)：57―59

　　[6]简家奎.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Ｍ].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7]顾新民.贵州文博[Ｍ].199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