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筝，是扎根民间，家喻户晓的乐器，因为潮州筝乐和潮语方言关系十分密切，乐曲风格特点十分鲜明。潮州人普遍热爱自己的乡土艺术，至于是什么年代由于什么原因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岭南地区，这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唐玄宗开元年间推崇佛教在各大洲兴建寺庙，潮州的“开元寺”亦在此期间建成，从寺庙乐曲，佛曲和潮乐的许多乐曲的关系来看，说潮州乐形成于唐还是有相当根据的。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十大套曲来看，也多为唐代的大曲和宋元的套曲。唐宪宗年间，喜好音乐的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很有可能将唐代音乐带到岭南地区。

　　潮州人为缅怀韩愈，将梅江和大靖溪易名为韩江，而潮州音乐亦有称之为韩江丝竹的。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作了这样大胆的假设，即在秦时，“真秦之声”的秦筝就已流入了岭南地区。因为秦在岭南曾屯兵数十万，并设南海郡。而且把现在的秦腔、眉户、碗碗腔等陕西地区的戏曲、民间音乐和潮州音乐的调式及四级、七级音等方面作一比较的话，则不难发现，它们居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尽管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乡土风味，但这里内涵的因素也是未可忽视的。

　　在秦腔音乐的唱腔里，除［滚板］以外，几乎所有板式唱调，都被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调式色彩分作两种腔调：一种叫做欢音腔（亦称花音腔、硬音腔），一种叫做苦音腔（亦称哭音腔、软音腔）。各个板式所属的这两类腔调，在其板眼拍节、结构程式甚至在旋律旋法等方面本无差别，只不过仅对其中个别音高（主要是四级音与七级音）以及在旋律中的地位作了少量调整，然而，却导致了唱腔音乐的调式色彩起了很大变化，并促成同一板式唱调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表现专长。同样的结构，只不过仅对其中个别音稍稍改变了一下，竟能生出花音欢快、苦音悲伤两种截然迥异的情绪，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我们应当对这种艺术现象做番探究。

　　古时，有一种叫做“秦筝”的按弦乐器，可以促动弦柱，变调改曲，奏出“清”、“浊”两种不同的琴曲来。秦筝的这一“急弦促柱”之法，又为后来南音潮乐秦筝所沿用，并逐衍为更加便利的“轻重三六”之术。秦筝通过“急弦促柱”而“变调改曲”，是以“清”高而“浊”低的音高变化为前提的。这种音高的变化，必然导致琴曲色彩的变化。

　　轻三六的音乐，情绪较为轻松愉快，喜悦活泼；重三六的音乐，情绪较为端庄严肃，有时也略带悲怨。

　　值得注意的是，潮州音乐的轻重三六与中国西部音乐秦腔花、苦音有着几乎相同的音阶组合形式，都是通过对其中个别音高以及在旋律中的地位作了少量调整就导致了音乐调式色彩起了很大变化。

　　尽管这两种地方音乐存在于祖国的北方与南方，听起来风格也大相径庭，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乡土风味，但它们相同的音阶组合形式是有着同一个音乐文化源头的。

　　据笔者考证，这样的音阶组合形式最早是存在于“楚调”与“侧调”中。所谓“楚调”系“楚声”范围内的调式名称，而“楚声”是指先秦楚地的音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秦筝的“柱促使弦哀”，秦腔的“花音与苦音”以及潮乐的“轻重三六”皆系“楚调生侧调”逐衍发展而来的。“急弦变调”之术，后入《凉州曲》，继而向西传至伊州等地，成为《伊州》之乐，复又从玉门关外传至隋唐燕乐文化荟萃之地西安。这一点，我们不仅可用白居易《秋夜听高调凉州》之“促柱张弦高吹调，一曲凉州入寥”和王建《宫词》之“侧商调里唱伊州……玉箫改调筝柱移”等诗句佐证，还可从左思《蜀都赋》中“起西音于促柱”一语分析判断，早在三国之时，蜀地之人也已认为此为西秦之音。

　　笔者认为，潮乐和秦腔这两种地方音乐所具有的共同的音阶组合形式最早是存在于先秦楚地（今湖南湖北及河南等地）的音乐中，即存在于中原音乐文化中。

　　摘自《今日潮汕》2005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