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至南朝的270年间的文化繁荣，筝艺也无疑之繁荣，在此期间有关筝艺的诗、词、歌、赋、记载和故事都非常多，这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筝史的重要资料。如：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符坚寇晋，谢安举其经谢玄，与右军将军但伊镇北御敌，共破符坚于淝水（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其担伊是一《“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晋书》）的笛、筝高手。因谢安保卫东晋半壁江山有功进官至太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出于妒嫉屡进谗言、极尽诽谤。为匡扶正义。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以为武帚奏乐抚筝之机，悲歌一曲《怨歌》[注一]隐喻规谏。使武帝面有愧色。谢安为之动容。事后谢安感叹地对桓伊说：“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晋书·桓伊传》）

　　另据梁·沈约《俗说》载；东晋时的另一位弹筝能力，豫州主簿树仁却讲党）。大司马恒温慕名相召，谢扶筝而歌；“因而歌秋风，意气殊异”。桓温为筝之神韵所倾倒，从而恒温对谢更加器重，并以上宾之礼相待。

　　颁野三《筝赋》曰：“既留心于《别鹤》，亦含情于《采莲》……”中的《采莲曲》是南朝时期流行的筝曲之一。《古今乐录》和《花蒸阁诗述》载：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改西曲制《江南弄》，其中有《采莲曲》、《采菱曲》等七首[注二]。《梁书·羊侃传》载：“侃性豪侈，善音筝，自造（作）采莲、捧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侍立，穷极奢靡”。《采莲曲》一曰：是萧街改制；一曰：是羊侃自造，看来这是两首同名异曲的乐曲了。

　　古筝在南朝流行甚广，他那特有的艺术风格不但被民间所喜爱，被文人墨客所吟咏，就连帝王也为之折服。梁·简文帝萧纲作《筝赋》曰：“听鸣筝之弄响，闻兹弦之一弹。足使游子恋国，壮士冲冠。……”了了数言切中了有丰富表现力的筝声，使得游壮士听后不能自禁地眷念故土和激烈情怀。他还在《筝赋》里用夸张的手法宣染，“鲜鱼游而不没，白鹤至而忘归。……”以此咏赞了优美的筝声有着感悟灵性的能力，使深潭的鱼游到水面上来聆音而不沉没，白鹤飞来听了筝声而忘却返巢。他还尽致地描述了对筝制作的取材及巧思过程。如：“别有烟滨之择，尊干孤峙，负荣拂日，停雪栖霜，……乃命套班了而成器，隆杀得宜，修组合客，矩制端平，融经绔媚”。此外，他的《弹筝》诗也颇具新意，诗云：“弹筝北窗下。交响清音愁。张高弦易断，心伤曲不道”。该诗精炼的概括了方以地点）、时间、心态（情绪）和乐曲的内在联系。白此可见，作者对古筝艺术有较深的研究和感受，其诗论具有很高的艺术及美学价值。

　　南朝的另一帝王梁·元帝萧绎也是好筝者，作诗云：“琼柱动金丝，秦声发赵曲。流徵含阳春，美手过如玉”。（《和弹筝人》）可见比不但好筝，喜与弹筝人交往，而且对筝的发源及乐曲风格了辉甚深。

　　南朝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沈约（字体文）。兼善音律，历仕宋、齐、梁三朝。梁武帝时，官至尚书今。曾于天监年间创制《秦筝曲》四首，变称《江南弄》。并配以词（属筝歌形式），其中一首词云：“罗袖飘丽拂雕洒，提柱高张散南宫，这歌度舞遏归风。遏归风，止流月，寿万春，欢无歇”。这一描述，充分反映了南朝的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佳丽粉黛，轻歌漫舞，庶西文人，齐集欢宴，弹筝沤歌通宵不绝，到处仪态纵横的扬溢着中华文化艺术雍容博大的形象。展示了一派吴歌声声、丝动竹呜的古秦淮特有的繁盛景象和风韵。

　　沈约的另一首《咏筝》诗：“秦筝吐艳调，玉柱杨清曲。弦依高张断，声随妙指传。……”对上筝弦时弦的张力要注意适度和斓熟的运指（技法）能使秦筝弹出美妙乐曲，达到无以沦比的境地进行了论述。通过上录诗词，可见诗人对古筝艺术具有一定研究，并说明了当时的人对古筝艺术已有了较高的研究水平。这对探讨南朝古筝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有梁·王台卿的《咏筝诗》：“依歌时转的，按曲动花细。境调移轻柱，乱手度繁弦。……”陈后主（叔宝）的《听筝》诗；“调弦系爪雁相连，秦声本自杨家解”。以及梁·昭明太子、羊侃、陆太喜、庾信、鲍照、萧鸾（齐明帝）……等以诗词对古筝及古筝艺术的吟咏，部说明了南朝时期人们对古筝艺术有着强烈的偏颇受好。

　　由于君主、王公、勋臣、贵戚大部喜爱筝或弹筝。在其影响下，一些文人庶士竞相效仿，并写诗、赋词大肆赞颂宣扬，这无疑地使筝艺身价提高，对筝的流传、应用、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椎动作用，从而使这个时期的筝在表演形式、弹奏技巧上更加丰富多彩起来。在具有时代风范的“清商乐”中，筝就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是合乐、配伍为用的主要乐器之一。南朝时的《秦筝曲》就是“请商乐”的组成部分。

　　“清商乐”是东晋和宋、齐、梁承袭汉、魏中原旧曲（相和诸曲），在南方新兴经济发展条件下与江南吴歌和荆楚西产的基础上，继承了“相和歌”的传统发展而成的，是当时东方文化中最优美的音乐。其曲调有：平调、清调和瑟调，（即：宫调、商调、角调），故又称“清商三调”，简称“清商”，后改称“清乐”。因而在诗人笔端下出现了清筝，清曲，清音等诗句。如：萧纲的“夜响清音愁”，沈钧的“玉柱扬清曲”，刘禹锡的“清筝促柱十三弦”，李涛的“清音指下来”，顾况的“武帝《升天》留清白”，及李白“清筝何维绕”和王昌龄的“清筝向明月”等。关于“清商乐”所用乐器，堤《乐府诗集·清商曲辞》小序载：“用节较为节，弦乐器除原有琴、瑟、筝、筑、琵琶外，又有箜篌和击琴”。“清商乐”中筝曲有百首之多，其中有汉、魏以来的秦筝古曲，南朝刘宋时创制的筝曲，如：《白筝歌》，萧梁时改制的《江南弄》，还有独具江南风韵的筝曲《吴声歌》［注三]、《懊侬歌》［注四］等。梁诗人庾信说：“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乐一府诗集》）就是引用《吴声歌》中的两首曲名。同时还邀出秦筝伴舞亦甚为流行。还有沈时的“罗袖飘丽佛雕桐”，刘禹锡的“冯夷

　　编跨舞绿波”，元稹的“急摔舞破催飞燕”，李商隐的“茜袖捧琼姿”……等，也都描绘在古筝伴奏下的舞态。

　　综上所述，南朝时期的筝流传盛行，同时其演奏形式也是多种多民既有独奏、合奏、齐奏，还有弹唱（筝歌）、伴奏（伴歌、伴舞），可谓是多姿多彩、美不胜收。

　　* * 唐、宋、元、明、清 * *

　　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年），统一了南北朝的隋文帝对当时颇具声望和影响的南朝礼乐，没作彻底的否定，或较大的更动。只是“获宋、齐伯乐，诏于太分置清商署”。并说：“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定新律吕，更迭乐器”。（《隋书·音乐志》）加之，隋朝只有短暂的三十几年，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包括古筝）也仅仅是个停留阶段，没有多大的发展。只是清商乐在场帝时（公元605年）设九部乐中列于九部之首；改称“清乐”。而金陵的命运如何呢？不幸的是隋文帝灭陈后，轻率地下了“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的诏书，竟把数百年营建起来的繁华都市，一下例夷为农田废墟。“楼台塌尽曲地湮，荒园一种孤儿菜”就是当时衰败情景的写照。这也正是金陵古筝艺术在此期间无声无息的关键所在。初唐时，白于金陵政治地位的下降，南京古城一度处于衰落时期。唐诗人罗隐在《金陵夜泊》诗中，把秋月下的秦淮河畔写的凄迷哀婉，充满了吊古街今的情思，“冷烟轻谈傍衰丛，此夕秦淮驻断蓬。栖雁远惊沽酒火，乱范高进落帆风。地消王气波声急。山带秋阳树影空。数代精灵人不见，思量应在月明中。”难怪唐代诗人在追怀建康之盛况时，还发出了“六朝文物草连空”。“玉树残歌王气终”的感叹。白于金陵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以及六朝300多年间所莫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五代十国时期扬吴没全陵，南唐（937年）定为国都，南京得以逐渐恢复。相应的古吴地区的文化艺术也日益繁荣，“春光荡城郭，满耳是笙歌”（詹·规合《扬州春词三首》）。这在唐代的诗、词、见晚中都有此方面的大量记载和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