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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火焦桐韵本悲——琴家王迪/作者:张振涛 《名家》杂志

更新时间:2018-05-20    来源/发布:yueqixuexi.com    作者/编辑:乐器学习网

  20世纪整个社会奔向西学的历史大潮中,却有一小群知识分子,逆历史潮流,踯躅独行。他们把几乎所有人都弃之如敝履的传统国学,作为终身相守的事业,把国人视为“封建糟粕”的“琴学”,以符合时代的名誉,归属到艺术门类名下,从而最薅鹊乇4嫦抡飧“不合时宜”的品种。为了群体成员跨越设限从而保障自己的偏爱,他们部分做出迁就姿态,顺从“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然而他们知道,选择既是适应性的也是防卫性的,适应过程中的“太极拳法”,让当代人窥探到群体精神的坚韧成色有几何。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坚持传统就是坚持中国文化形象,放弃传统既无法回到历史原点也无法确定迈出脚步的方向,却不知不觉地扮演了对当代社会频现的“新理念”提出反对者声音的角色,并以微弱的声音来抗衡片面强调“社会进化论”的巨响。因为他们的坚守,“琴学”成为克服过度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弊病的最坚硬的资源,在“现代性”中呵护了文字无法公开表述、声音却能曲折传送的学理。既兼顾传统精神又符合艺术学理的说道,从文化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面对了新型国家与整个社会犹疑不决的问题,以不变应万变的“正调调弦法”,发出微弱的弦音,然而,“传向那暗地里窃听的人”的弦音,反而超越时代局限,在姗姗来迟的“非遗”时代与“文化自觉”的新世纪,走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最前列。这便是让人在百年曲折后看到的“琴人群体”的价值之所在以及他们制衡种种浮躁的人文力量。管平湖、查阜西等琴人,就是这个群体的代表,王迪便是其中一员。

带火焦桐韵本悲——琴家王迪/作者:张振涛 《名家》杂志

  一、弦的另一端

  20 世纪初,北京城里飘动最多的声音还是古老的弦索。那时,街道上刚刚开始飘过“学堂乐歌”和“时代曲”,但人们最常听到的还是戏园子里的京韵和戏腔。当然,那时也没有地铁,走街串巷的是除了现今“胡同游”的旅游地界其他地方已经难觅踪影的黄包车。王迪就出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

  (一)天上飘来一声凤鸣

  1923 年 10 月 26 日,王迪出生于北京。这位熟悉北京城里各种音响的女孩,却只对一种声音着迷。1936 年,13 岁的王迪,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管平湖的古琴,潜藏于根性中的听辨定位,就被这种随着清王朝覆灭而不再时尚的声音吸引住了。人的天性总要在一个早晨醒来,这个女孩之于古琴,可以用得上“价值直觉”这个现代概念,即在几乎还没有懂得其中价值的时候就先天地认准了这个方向,而这种选择恰恰是历史希望这个人承担七个人使命的方向。浅白地说,就、这就叫“命中注定”。其实,选择的背后,隐藏了生存环境和天性判断,乃至到了她的生命因此而喷吐出灿烂光芒时,人们才能从逆向考察中分辨学童时代的选择中潜埋的“价值直觉”,即认同她的时代提供的那些飘散在大街小巷中的声影。简而言之,王迪认同了自己时代的声音,她天生就是为古琴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家弟循声而探,打听到了拨弄琴弦者的住处,于是,就在门口等了几天,终于见到“戏匣子背后”的人。未曾想,刚刚毛遂自荐,管平湖就接受了这位虽然还懵懵懂懂却已意识坚定的学生。

  隔着漫长时光,对于当代人来讲,于更迭时局中茕茕独行的琴学大师,一定带着神行光彩。但对王家人来讲,面前的就是一位穷困潦倒的遗老。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管平湖先生,家徒四壁,甚至到了连冬天生火都困难的地步。王家人深得身陷贫寒的琴人之心,力所能及地照顾管老。每次管老来家上课,不但要让老师吃午饭,还要尽可能多给老师带些晚饭。寒冬腊月,帮助管老置办鞋帽、棉袍。对待自己的老师,王迪始终非常尊重和崇拜,师生感情至深。

  无论如何,师生二人走到了一起,相聚让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管平湖采用传统的教学法,师生面对面,心手眼,样样清。老师按“句”教,学生按“句”学。指法手势,力度节奏,旋律韵律,一遍遍讲,一遍遍仿。到了学生与老师一模一样的程度,再学下一句。蜗牛式的方式,“进度”极慢,比起看着现代乐谱弹几遍就差不多的“视奏”,相当“原始”。然而,已被称为“情景记忆”的“科学成分”却越来越得到学界认可,所谓“活态传承”,就是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因而深入骨髓,终身受益。

  面对琴学衰落,管平湖独自抗争,只不过那份抵抗既没有英雄主义的呐喊也没有悲壮的关注,他默默无闻,独自担当,一个个教学生,一个个会琴友,薄如蝉翼的琴学悬丝,就这样不绝如缕。北京城里还真有这样一批人。1947 年,“北平琴学社”成立,管平湖、张伯驹、溥雪斋、杨葆元等琴家,定期在张伯驹寓所雅集,一年后,不定期的雅集转至汪孟舒、傅雪斋、王世襄家。

  当年雅集中走动的人物,让后人炫目。1940粘后正式成为管平湖嫡传弟子的王迪,一直跟着师傅参加雅集。影响王迪成长的因素很多,但可以肯定,早年交往的这批京城名流,无疑是她儒雅气质的来源底色。前面是管平湖,后面是张伯驹,左边是汪孟舒,右面是王世襄,“座上高朋满”,“往来无白丁”,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会让夹在中间的王迪,身浸雅风。

  1947年,王迪考入中法大学化学系,立志做个居里夫人,但肺部天生对化学试剂敏感,不就便病倒了。看得出,老天爷已经“定了调”,偏偏不给她成为居里夫人的体质。治疗修养期间,她继续迷恋古琴并补习文史,阅读名著,奠定了文学功底和历史知识,成为日后流畅文笔的基础。她转舵有力,于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后合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作曲家江定仙。5年的专业训练,使王迪具备了现代音乐学素养,为整理琴乐储备了技术知识。1950 年始,王迪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部实习,1953 年正式留任。

  (二)把两种身份、两套话语合二为一的两个人

  1949 年之后,大大改善了生存处境的管平湖,有条件完成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了。对于渴望整理琴学宝典的传统琴人,无意间得到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爱徒,可以把自己想做但自己做不来的事做完了。管平湖不识现代乐谱,作曲系毕业的王迪,有能力把老师弹出的旋律一句句记下来。管平湖做的是把“减字谱”变为活态的音乐,这称为“打谱”,王迪做的是把老师“打”出来、听得见的“谱”变为看得见的“谱”,这称为“定谱”。现代版琴谱上都在曲名一边写有“打谱”“定谱”两词,意思就是传谱人“打谱”,记录者“写定”。前者负责把“减字”从琴谱上“打谱”成曲,后者负责将音响记录成现代乐谱,使之合于现代节奏比例和现代规范。所以,《古琴曲集》的各首乐曲前面,都这样署名:“管平湖打谱、王迪定谱”,表达的就是这两个步骤。打谱技术,要靠管平湖这样的琴人完成,记谱技术,要靠王迪这样的现代音乐学家完成。王迪起到的作用,就是具备传统琴学知识与现代音乐学知识“双重乐感”的人肩负的“桥梁”之责。

  (管平湖先生向王迪传授古琴)

  (管平湖先生向王迪演示指法)

  古老的减字谱,必需借用当代语言和普适乐谱传达,以使大部分已经不懂得传统话语系统的人明白其中含义,并获得现代操作系统的知识衍生。管平湖是旧时琴人,不晓现代乐理,王迪是现代学子,不但入得琴学门径,而且出得传统视域。一个懂古代,一个懂现代;一个懂国学,一个懂西学;结合一起,相得益彰,完成了现代琴学领域古今对接、中西对接的时代使命。

  这项使命,遇到了珠联璧合的师生,自然是一桩奇迹。如果管平湖没有王迪,纷繁的“打谱”怎能变成“定谱”,井然有序地排列到五线谱上,让一般人读得懂,那些口耳相传的名曲,也就无从谈起。

  从 1953 年始,王迪在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就是跟管平湖整理古谱。一方面习弹,一方面记谱,风朝雪夜,暑去寒来,师生二人积累起来的财富,直到出版时才让后人惊骇。老师口传心授,学生忠实记录。如果没有既是师徒、又是同事、既是协助、又是合作、亦师亦友、持续数十年的缘分,哪个人能把管平湖手下那些千分之一秒间便转瞬即逝的短小音符记录在案?能够把古琴特有的在音高上难于归类的游移音符记录在案?能够把琴弦上微弱的只有俯身琴畔才能听辨得到天籁之响记录在案?这不但需要全力以赴、侧耳倾听,才能办到,而且必须具备特殊技术、心灵超级敏感的人才能办到!更何况还有后期的谱字核对、指法鉴定、技巧解读、宫调释义、曲义题解等等繁杂事物。王迪没有像个被派遣的秘书、被摆布的道具,按时完成规定动作,而是全身投入,其乐融融,并从中获得了无限快乐和超值享受,不然,今天就不会有一摞看得见管平湖“传谱”。

  这是管平湖最喜欢干的事,也是王迪最喜欢干的事,更是时代最喜欢师徒二人一起干的事!真是造化。管平湖有福分,遇到了高素质的助手,让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财富,一点都没损失,王迪也因勤奋捡拾,积累了一辈子的财富。这段师生缘,成就了老师,也成就了学生,更成就了琴派!双双获得超越自身的意义。扎扎实实的工作,让“管派”或“九嶷派”之号,不再是个虚名。

  这条件是新中国送上门的。对比一下 1949 年前穷困潦倒的管平湖,作为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元老之一,获得了最高工资待遇,不愁吃不愁穿,每日里就是忙活着自己最快乐的事,那种劲头,用当下流行的说法,“想不出成果都难!”于是一阙阙琴曲,飘然而出;一件件打谱,灿然呈现;师傅挥弦,徒弟挥笔;音响飞天,谱页落地;一股豪气,直通唐宋。穿着棉布长衫低头抚琴的管平湖,听到了时代喝彩,从那一刻始,他让整个世界倾听自己巨掌下的弦声了,而学生则让整个世界看到了老师弹出的乐谱。

  如果没有管平湖这样的老师,王迪会不会有这般成就?如果没有王迪这样的学生,管平湖会不会有这般影响?当然可能。但如果中国音乐研究所不存在,两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彰显人格伟大的机构把管平湖和王迪共同推向了“九嶷派”的巅峰。如果没有这样的名师和没有这样的机构,没有两个人共同参与的奋发向上集体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个人才智都不会深掘和发挥到这步田地,尤其是在事业视野高度和学术阐述深度以及建功立业的社会实践方面。王迪太幸运了,遇到了这样的老师,无须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明显要比他本人弹出的曲子更深远。自然,还有那个令王迪“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池塘”。

  (三)两个机构一台戏

  1954 年 3 月 27 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正式成立,管平湖、王迪、许健成立“古琴研究小组”。1954 年 10 月 10 日, “北京古琴研究会”成立,隶属中国音乐研究所。杨荫浏主持召开了首次会议,选溥雪斋为会长,查阜西为副会长,汪孟舒、张伯驹、管平湖等为理事,作为最年轻的会员,王迪参与其中。虽然琴人还无法理解新时代的行政模式对于一个古老乐种运作的方便之处,杨荫浏和李元庆已经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得琴学进入当代艺术体制,这一点是边缘化的琴学最需要的。

  文化部拨款于西城购置了一所四合院(兴华胡同即现在兴华寺文化部拨款于西城购置了一所四合院(兴华胡同即现在兴华寺街 18 号),专供琴会之用。这座现今已经价值数千万的四合院,竟然就归属到从来没有自己“地脚儿”的琴会名下了!院内有正房、后房十余间。在这里跟随王迪学习古琴一年多的瑞典留学生林西莉(CeciliaLindqvist),在《古琴》一书中回忆道:一排排简朴的白石灰房子围成一个院子,宽大的南瓜藤爬满墙壁和屋顶,屋里摆有书柜、黑色高背木椅、雕花架,雕花架上摆放的是栽有细长兰草的瓷花盆,四周的窗棂上雕有漂亮的窗花,墙上挂着好几把黑色或者红色的古琴……

  处处古色古香,时时琴声声。尽管事务繁杂,络绎不绝,但环境静谧,井然有序。对于王迪来说,中国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不仅是琴学摇篮,更是思想摇篮。“北京古琴研究会”是个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把古琴带进现代的艺术实践,机关、团体、学校、政府、招待贵宾等场合的演出,中央及各地方广播电台的录制节目,使得团体获得了新定位和价值体现的地方。对于渴望把“老古董”变为老百姓喜欢的艺术的琴人们来说,这些活动真是一个既实际又有意义的事。琴会齐奏的《和平颂》(即《普安咒》)参加了 1956 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并以合奏《平沙落雁》参加“北京代表团”第三次演出节目。“音乐周”结束时,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包括管平湖、王迪在内的人员。招待会上,周总理和管平湖交谈,管平湖把王迪介绍给总理:“这是我徒弟王迪,音乐学院毕业的”。总理盛赞有加,高兴地说:“古琴后继有人喽。”总理还请王迪跳舞:“你是搞古代音乐的,那就跳一只慢节奏的舞曲吧。”这是让王迪荣耀一辈子的事,她记忆了一生。

  1958 年,北京古琴研究会竟然演出了几十场,节目既有古琴与民乐(箫、二胡琵琶、三弦、筝)合奏,也有古琴独奏、重奏、齐奏。操缦之声,从此连绵不断,琴乐也从小圈子走向了新社会的主人——普通民众。后人很难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判定这些行为孰优孰劣(全要看现场功能的影响程度),但绵延数年、主流性、实验性绝非商业性的演出,确实给脱离大众的琴人带来了信心,感知到获得社会需要时自身存在价值的充实感。实在说来,当时新创作的琴曲没怎么留下来,各种各样的“乐器改革”尝试对于琴乐来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什么意义上的成功与失败(传统精神层面的还是普及层面的),都要细细评说,但当时琴会中的人,做的认认真真。

  (王迪向瑞典籍学生林西莉传授古琴)

  (1955 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立典礼上,王迪演奏)

  (四)第一拨实践“城市音乐学”的人

  1956 年,查阜西、许健、王迪组成“古琴普查小组”, 历时三个多月、采访 86 位琴家、到达 20 多个城市和地方(依次为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绍兴、长沙、合肥、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灌县、西安等)的普查,获得了发起人始料未及的收获。他们组织各地琴家在当地电台录音,资料汇总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中国音乐研究所。最后,共采录 262 首琴曲,时长近两千分钟。王迪第一次到这么多城市,一路上结识了一大批琴家,并与其终生保持联系。普查了解到了哪个城市有多少琴人,哪位琴人会弹什么琴曲,哪位琴人藏有什么琴器,哪家图书馆有什么琴谱。这些向未心中有数的统计,王迪都是首席记录者。①

  【① 仅举收集乐谱一例,普查小组在各地图书馆、古书店、知名藏书家中,发现了许多从来闻所未闻的琴谱,如明代初龚稽古的刻本《浙音释字琴谱》(宁波天一阁),清代孔兴诱的刻本《琴苑心传》(重庆图书馆),清初刻本《松声操》(程雄《松风阁琴谱》刊行十年后校正刊印的精刻本),《兰田馆琴谱》、《响雪斋琴谱》,收集到张友鹤全部手稿,扬州琴人史荫美遗著十三册,明刊本《玉梧琴谱》、《五音琴谱》、《古音正宗琴谱》,并对之拍照、摘抄、编目。】

  也许,王迪走出南下列车之时,会因疲惫而揉过双眼,但她的眼睛被朝气蓬勃的国土上的新生事物点亮。也许,她会在名称隽永的名琴前流连忘返,但心中已经有了未来乐器博物馆收藏名琴的方向。也许,她在录音机前为琴家调整话筒位置时而手浸汗珠,却已经知道这批录音必将成为中国琴学的绝响,日后经她之手终成出版物的音响,不但成为世纪绝响而且成为整个中国历史“士文化”的绝响。

  “古琴普查小组”沿着一条与古代的乡野采风足迹不同的道路,走进了城市,无意间实践了“城市音乐学”的方向,可谓中国学者“城市音乐学”的第一次实践。它的确为现代琴学竖起了一盏明灯。

  (五)从外国到中国来记录琴学的人

  瑞典汉学家和琴家林西莉,于 20 世纪 60 年代来到中国北京跟随王迪学琴,现在被译为中文的著作有《古琴》、《汉字王国》两书。她是第一位到新中国学琴的外国留学生,这位记录下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远超出学琴领域的有心人,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迪。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很少记录自己生活的琴家在那个时代生活的许多细节。不懂瑞典语的王迪和不懂中文的林西莉之间艰难交流的开始,让人看到了这段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建立起来的有趣过程,也见证了一位中国女性和一个瑞典女性以琴会友的点点滴滴。

  写作《古琴》一书的动力,很大程度源于她的广泛兴趣和与老师交流所感产生的种种感动。2004 年 3 月,王迪在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推介林西莉著《汉字王国》一书。这朵由王迪栽培的花,却让女儿品到了袭身香气。热爱中国文化的林西莉看好“琴箫和鸣”的表演形式,从 2007 年到 2010 年间,四度邀请在中央民族乐团工作的王迪女儿邓红与同事陈莎莎,在瑞典举办了40 多场音乐会。这个数字对于古琴来讲,令人瞩目。

  (六)也许是宿命

  绝不要只把一个女性研究员视为天天抚琴的人,王迪是母亲,必须为孩子奔波,为家庭操心。两个女儿和年迈的婆婆时时扯开女性事业投入和聪慧却软弱心智的另一端。那个时代的人,不得不为基本生存而花费许多心思。王迪曾在北京古琴会的院子内种了一棵南瓜,竟然结出了一尺多长的硕大果实。1960年的“饥荒”时代,这位抱着一大颗瓜走在回家路上的人,几乎成为整条街道饥肠辘辘者的目光焦点,人们羡慕不已地打听从哪里弄来的。支撑节衣缩食家庭的女性,务穑种蔬、穿针引线的劳动绝非没有“琴学意义”,就是这些日常琐事,让她听懂了历代琴弦上的哀怨。

  “文革”期间,整个中国音乐研究所都下放到“团泊洼干校”了。她们的劳动,大都是男人干的活,驾辕、耪地、盖房、劈材、和泥、脱坯等等。例如“打土坯”,就是把土合上水,打成砖一样形状的原始劳动。盖房子时,下面的人要从下向站在高处脚手架上的人抛过去,抛的目标必须是上面人的头部,自然落体才能让人接得住,如果目标是人手,就会砸到脚下,这是她自己总结的。王迪认为自己善抛土坯,出手不凡,回家后还经常向女儿显摆这类显然再也用不上的经验。

  那一代人,一辈子辛辛苦苦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甚至为了支付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老房购房款竟然不得不卖掉一张心爱的古琴,这是她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单位补助和政府认定的购房机会。几万块钱的购房款,对于多年低收入,没有积蓄的王迪来说,显然是遇到了大坎儿,她明显支付不起购房款。

  这件事,强烈刺激了她本来就脆弱的神经,感到几十年的付出未能得到回报的伤痛。一个旨在改变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政策,却给这个群体增添了新的创口,让我们不忍窥见当事人的岁月尘心。

  (七)走出国门

  比起老师来说,王迪还是幸运的,终于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以来,琴学活动一轮轮上场。1991年9月5日——1992年7月(10个月),王迪应赵元任女儿、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赵如兰教授邀请,先后到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维斯林大学讲学,介绍古琴和琴歌。期间参加“剑桥新语”学术讨论会,东方学会音乐组会,《九州学刊》第六届年会等。

  1992年,王迪赴日本茨城祗园寺,参加明末琴僧东皋的学术研讨会,考察东皋禅师在日本传播古琴的资料,研究对日本琴乐发展中所做的贡献。2001年3月,应台北市立国乐团之邀。王迪赴台举办“琴歌琴韵音乐会”,担任介绍和讲解。参演的歌唱家有罗天婵,姜嘉锵,谢琳,邓红。2003年3月3日,王迪再赴台湾,到屏东讲学演奏。迈出国门的王迪具有了国际视野,当我们惊诧访美、访日、访苏的梅兰芳之所以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戏曲演员的见识的原委,也就明白了走南闯北的王迪在游学途中获得的特殊意义。那时国门初启,一家人还担心要去的“敌对国家”的安全问题,好几个城市,好几所大学,十个月的吃、住、行......难以置信。现在,出境游已经由曾经的奢侈品发展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她有幸成为文化交流历程的首批见证者和亲历者。也行,只有在游学,讲学的题目中,我们才能意识到她的这些经历在塑造新琴学方面具有的反思意义,由此引起的惊诧反而是一直享受着世界视野的当代琴家没有意识至少没有充分意识其价值的。

  (8)“非遗”时代

  2003年11月7日,“古琴艺术”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第二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王迪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庆祝古琴入选联合国人类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音乐会”。12月12日、13日晚,北京“华宝斋书院”两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古琴音乐会”,用自己的名琴“钧天合奏”演奏了《流水》。12月19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古琴音乐会”,同台演出的有吴钊、姚公白、李祥霆、郑珉中、龚一、陈长林、林有仁、丁承运等琴人。2004年7月,王迪参加文化部外联局组织在全国政协礼堂“华宝斋’举办的古琴名家演奏会,参演者都是70岁以上的琴人。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演出。

  11月中,王迪肺部感染,整夜咳喘,她坚持不住院,靠医院租来的大氧气瓶支撑呼吸,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稿《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纪念川派古琴大师顾梅羹先生》。她对女儿说:这是答应顾梅羹亲属的事,一定要写完,因为顾老先生我十分敬重。文稿还未及修改,他被家人强迫送进了医院,在病榻上完成了遗作,让大女儿送到了顾家。2005年4月26日,终因肺部感染严重,抢救无效,带着诸多遗憾的王迪,走完自己的一生。

  一位执着、忙碌的琴人身影消失了。

  文化部门一直渴望重修华夏旧器,但如果不去寻求历史资源,只借鉴当代资源,便会无从做起,这时候,人们才从琴人的传统中获得了思想援助,获得了矫正的坐标。许多“文革”中被批判的东西,今天部分恢复了,并在现实中获得了继承乃至发扬,这份能源来自1949至1966年“黄金岁月”间的积聚。

  (9)她让一个“显晦无常”的领域明朗化

  琴乐中有一种表现形式,非常古老,但遗失最多,王迪对于现代学的最大贡献之处,恰恰就在这里。“琴歌”记载很早,《尚书·益稷》便有了“搏拊琴瑟以脉”的第一笔。“闻弦歌之声”(《论语·阳货》),“弦詩三百”(《墨子·公梦》)等语录,层出不穷。

  《诗经》是用琴瑟等乐器伴奏歌唱的,《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四川出土的汉代陶俑,不仅仅双手作抚琴状,同时还神采飞扬地张口作唱歌状。当代琴歌研究始于査阜西,早年习琴就是从唱歌开始的,他写道:

  作为一个琴人,我是从琴歌学起的,我从十四岁到二十七岁,一直是弹必有唱,后来有人教我“归口虞山”,我就不敢当众演唱了。当我开始弹《忆故人》和《梅花三弄》两个无词琴曲时,我在情绪上还多少有些抵触。我很怀疑,一个琴曲没有词,怎能知道是些什么意思呢?后来到任何地方遇到的琴家,几乎全是只弹而不唱,我才噤若寒蝉,怕人轻视我是“江湖派”!

  査阜西在琴歌技术上推崇“乡谈折字”,“乡谈”是方言,”折字“是用方言演唱,即把”四呼开合“和”四声阴阳“折转到发音上,使人听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唱出诗歌三百篇、器乐声乐结合的古老品种,到了20世纪50年代”古琴普查”竟然不足十首!面对一路下滑却魅力无穷的领域,王迪奋然起身,勇于承担,几乎是独自挑起了“捡石补天”的使命。通过她,我们知道,原来保存的三千余首琴曲中“琴歌”就有五百余首(包括不同唱词的300余首),分量居六分之一,可谓传统声乐艺术的最大宝藏。

  所以,致力于琴歌的挖掘、打谱、研究、推介,成为她一生投入最多也是成就最大的事业。在同辈人中(几乎是唯一例外),在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的区域找到了一片大有可为的学术空间和艺术空间。某种程度上说,琴歌就是她独立门户的标志,就是她立于当代琴学无可替代的玉树临风处。

  1983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她编辑的《琴歌》,共收录 52 首。除管平湖整理的《蔡氏五弄》、《五瓣梅》2 首,均为王迪打谱。 3 作曲家江定仙为之作序,其中 13 首琴歌由中国唱片社录制唱片。1988 年,王迪编辑的琴歌专辑《中国古代歌曲长河》第二辑,由北京音像公司出版,15 首歌曲都由她撰写简介。2004 年8 至 11 月,她又亲自辅导演唱家和乐队,参与琴歌唱盘的编辑。2007 年由女儿邓莹、邓红编辑的《弦歌雅韵》则汇集了母亲终生辑录的百首琴歌。一首首琴歌见证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故事和文人精神,串联的是中国文人或“凤翔霄汉”、或“渔樵问答”、或“修竹吟风”的情致与足迹。无须说,在琴歌领域首推第一的王迪,让这株被王世襄称为“显晦无常”的葩园,彻底改观。琴歌开拓了一条借助明朗的歌词让一般人了解琴乐的渠道,恢复了久已湮灭的“文人词乐”,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自然不可估量。虽然许多演唱家不知道风格雅致的琴歌由谁打谱定谱,但他们热爱这些作品,常年演唱。因为一个人的耕耘,重新恢复一片几乎消散于历史时空的天地,并踵事增华,多所增益,使之成为现代琴学既保持了自身品格又走进了普罗大众的圣杯。

  (10)让录音变成“老八张”并让“老八张”变为经典

  1966 年“文革”前,中国唱片社与中国音乐研究所已决定联合灌制 11 张 33 转密纹唱片,社会共享“古琴普查”收录的资料,并决定由王迪负责转录、剪接和编辑。“十年浩劫”不期而至,此事作罢,但编辑成形的资料,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直到 1992 年 7 月,王迪作为代表再次到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特约编辑身份,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工作。这个要求不断、斤斤计较、一点一滴的细节都不放过的编辑又回来了,这一次没有人怀疑她的经验,只有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当年录音条件有限,录音带又放置多年,老琴人也有演奏不准之处,她以学者式的严谨苛刻和艺术家式的激情敏锐,全凭演奏经验和耳朵听,一个音符、一个小节将录音带剪接成完整准确的演奏乐曲,使后人得以聆听到老琴人绝响的遗音。她先后编辑出第一张、第二张,然后是第三张、第四张,直到第八张。每张唱片都是划时代的,都重新定义和改变了琴学命运,赋予琴学以新生和久违了的魅力,并起而改变了音响世界一边倒的流行世风。1994 年,由王迪主编、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唱片社联合出版的八张 CD 唱片《中国音乐大全——古琴卷》正式出版,其中汇集了五、六十年代录制的不同琴派(广陵、虞山、泛川、九嶷、新浙、诸城、梅庵、淮阳、岭南等九大琴派)的 22 位琴家演奏的 53 首琴曲。这就是被琴界口口相传、几乎成为固定名词的“老八张”。数十年间,“老八张”几乎成为“经典”的代名词。它是 20 世纪琴学录音制品的鼎足之作,标志着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社会化建设的新一轮搭建。它们不但是唯一可循的 20 世纪的珍贵琴学音响,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琴乐精华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见证王迪几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老八张”值得被一提再提,在琴界获得了无可匹敌的高度评价,就是因为其中反映了受众对制作者鉴赏有度、编选到位、认真投入和奉献精神的尊重,唱片通过曲目和题解文字开口说话,让公众回味其中体现的学术理念、技术水准和踏实态度。由此发生的社会反响幅度之大,让人端视到其社会影响力之高。

  1995 年,王迪参与编辑的《管平湖古琴曲集》由香港“龙音公司”制作出版,两张 CD 唱片共收琴曲 17 首。王迪撰写了《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为“管派”艺术归纳总结从古琴普查开始,王迪成为第一位给琴人录音的学者之一,投入让她懂得这批音响来之不易,数十年间与琴人的交往,也让她懂得这代琴人的价值,所以,没有人比她更合适担当编辑。这个举动的确是一种眼界,虽然决定者是集体,但执行者是王迪。她在大多数人还不留意的地方,开垦出了一片空间,播撒了一片金灿灿的光芒。琴人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生命,但生命之声并未传播大众,中间缺乏传达的媒介。在此,王迪站了出来,不但连接两端,而且把社会需求与琴人需求,把分裂为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文化共同体连接起来,为精神悬空的琴人提供了安置和传达生命的媒介,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欣赏传统艺术的产品。在这个位置上,她无人替代。因此,她可以内心光明地拥抱“老八张制作者”的光荣称谓。

  (11)他们堆起了数百万文字

  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杨荫浏和侯作吾整理的《古琴曲汇编》,首开五线谱与减字谱对照之先河。杨荫浏早在 1947 年在南京“清溪琴社”琴家聚会时,就开始使用五线谱、减字谱双重谱式,沟通古今的途径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1962 年 8 月,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合编的《古琴曲集》第一集出版,王迪、许健等人整理的 62 首琴曲,正式面世,其中王迪记谱 25 首。《古琴曲集》是近现代琴学的标志性成果,减字谱与五线谱对照的“现代化”,使仅仅记录指法和弦位的琴谱,有了明确音高和规范节奏。琴曲介绍部分有:版本出处、解题曲意、校勘指法、节拍速度、分段曲式、录音记谱、演奏者、记谱者等完备信息,准确简练,完成了杨荫浏“将民族音乐的古乐谱译为现代乐谱”的期望。《古琴曲集》已经成为爱好者、研究者的必备书。或许最开心的还是出版社,两部宝典,一版再版,让没有把琴谱当回事的书商们看到发行量如此巨大时沮丧地感叹:“我们动手晚了”。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中,王迪参与了所有古琴文献的整理工作,正式出版和油印的数目有:《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历代琴人传》、《传统造琴法》、《传统造弦法》、琴论辍新》、 清代琴谱著见琴人名录》 上下册)、《古指法考》、《古琴美学资料选》、《历代琴书、琴谱提要》、《琴曲新声》、《琴曲集成》、《古琴唱片资料选》等。这份数目长得让人惊叹,仅仅 17 年时间,这批人怎么能够干这么多事!这还不是全部,王迪另外参加了许多超出古琴领域的工作:《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资料》、《智化寺京音乐》、《1956 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 中国乐器介绍》、 中国传统乐器选编》、 大百科辞典》、《中国音乐词典》、《音乐百科辞典》等。她写下的文章有:《古琴音乐采访记》、《一个古琴考察者在 50 年代中国的旅行》、《从“幽兰”“广陵散”的谱式谈到减字谱的时代问题》、《琴曲< 广陵散 > 初探》、《漫谈 < 流水 >》、《< 魏氏乐谱> 中的 < 关山月 >》、《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等。对于普通读者,当然没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去理解这些过于专业化的文字,但应该告诉大家,到了 20 世纪,不但一般人,就是专业琴家也对丰富的琴学知识模糊不清了,他们已经说不大清一首大名鼎鼎的琴曲的原始版本和其他变体之间的区别,名称源自何典,乐曲源自何时,技术如何解释等等,这就需要专家一一识别并加以阐述。琴学传统既离不开琴人维护,也离不开专家说理。上述工作的基本范式,就是探源溯流,条分缕析,把传统琴学纳入现代知识体系。

  余语:不忍一生业绩被这样抹去

  人都爱分个高下,教授、研究院、、博导、主编、, 首席学术带头人,学位、职称、官, 位,这些名誉、头衔和评价都是社会给予的,冠冕堂皇,熠熠生辉。但还有一种评价来自同行,王迪在琴学领域获得了比之显赫头衔更珍贵的口碑,这是她给同行带来信心和典范的反馈。试问:有多少获得了各种头衔的人能够拿得出《古曲集》《琴歌》等一大堆绝不是仅仅是编辑整理那么简单的厚重成果,连同一大批花费大量心血编辑的唱片以及时时被人传颂的录音制品。这类成果足以让许多人惭愧。历史毫无容情地把多数人视之如命、一时地的头衔和名声撇开,把另一种参照系拿到历史现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永远屹立的坐标!

  20 世纪 90 年代前,还没有头衔、学位等评价标准,社会把像王迪一样研究者们的知名度被控制在很难冒头的地平线之下,只准保持一副不准出人头地的平凡形象。另一方面,上述琴家在其活跃时代,也都对虚名不屑一顾,这不但表现为对传统秩序建立者的认同,而且显示出传统文人的清高。然而,遭遇到现代评价体系的时候,他们困惑了,觉得自己的常识受到了挑战。面对新时代的评价体系,他们感到被时代抛弃了。王迪也一样,感到了恐慌,这恐慌源于对新式评价体系的不熟悉。处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人觉得,自己活动的岁月不是时候,甚至抱怨站错了时间表。

  50 年代,作为“北京古琴研究会”中最年轻漂亮的新女性,她无疑像天使一样在那座四合院里飘来飘去,也像天使一样被老一代琴家呵护。“北京古琴研究会”时代,老一代琴家内心世界中的朝气蓬勃,恰恰要由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来扮演。王迪扮演了这个角色,获得了宠爱。最重要的是,站立在身边的管平湖,与其说是老师还不如说是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的坐标,一座强大的不可摇撼的坐标。天天看得见这样的意志坚定者,年轻人就绝不会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坚定不移跟着老师一路前行。然而,“文革”以及接之而来的浮躁,作为价值坐标的管平湖不在了,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重建,面对世风,她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危机。面对“有的没理可说、有的无处说理、有的有理也白搭”的尴尬,一肚子委屈和苦水。这是王迪晚年痛苦的根源。

  人们注意到,她没有兴趣在人们面前弹琴了,面对整个社会相遇“非遗”的欢庆场面,她却没有 50 年代参与大量演出的兴致,社会渴望的目光也没有唤起她抚琴的精神。即使偶然抚琴,手下琴音也不再像 50 年代那样天真欢快。或许是年龄,或许是沧桑,或许是“冰弦自调”的隐忍,总让人感到,她有一股无以为告的情怀,一种涉足当代却迈不进当代的迟疑窘态。

  为人立传,仅仅记录故事而不能透析传主心理的失衡,将不会塑造一个完整立体、敢爱敢恨的人。我们不仅要把故事加入时间维度加以叙述,还应该把不可见的心理转换为可以描述的行为,以窥见王迪心底隐含的种种难言之隐。这并非是中国文字擅长故事叙述再加西方小说擅长心理表述的另辟蹊径,而是渴望触摸王迪一代人集体心绪的深度探视。

  她是大胆走出国门的人,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美国长达十个月的经历让她看到了像自己一样的女性学者赵如兰的实际生活。我们无法揣摩她当时的心情,但那个时代到过国外的人的集体回忆,大致可以反映情状,那是一种与国内的贫困对比悬殊的无奈和愤懑。作为杰出女性的代表,王迪取得的成就绝不次于赵如兰,获得的回报却比赵如兰差得何止千万倍。

  我与王迪老师的最后一面,就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讨论学术名誉和生活待遇的问题。如果不打断她,她可以一个上午不停地向你唠叨自己心中的委屈。面对一肚子委屈,我不得不把李文如先生刚刚编辑完成的百余万字的两大册《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拿给她看,开导她说:一个人有没有职称并不重要,留下的作品则会永垂青史。看到厚厚的书稿,有职称并不重要,留下的作品则会永垂青史。看到厚厚的书稿,她呆在那里,神情木然,翻动书页的双手,突然蒙面,忍不住身体抽动。她好像知道,自己应该把要干的事情干完。我无法回答她关于各种职称的要求,但一位老同事的书稿在那一刻突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优势,成为我无法作答却得以逃脱的理由。

  其实,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我喜欢听到这类牢骚,乐意听到这类的抱怨,牢骚和抱怨让我们相信上一个人的真实。她们常常无私,但也会自私;她们常常崇高,但也会斤斤计较。历史不应该老是把那个时代的人描绘成“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纯洁无瑕“。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像我们一样虚荣、爱面子,喜欢被人称为教授、研究员。她们有家庭,有希望把超量的劳动付出获得现世报的合理要求。

  我们太轻视“集体成果”名目下的负面摧残作用以及其中体现的“集体不负责”,这些被“英雄集体”鼓舞下默默无闻的工作的人,不屈服于困境,从未放弃国家和个人的理想,别无选择地把自己的劳动全部化为“集体名誉”。“集体成果”确实无法获得成果外围、看得见的“增值”价值量,却传达出了另一参照精神。延长琴学生命“物理量”的成果,没有让他们个人获得肯定,却只为了一个集体荣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单位和组织,不计较个人名声,也没有现代知识产权的概念,在单位和个人并非划然相别的时代,司空见惯。这不是单宗个案,而是集体写照。对于那些“集体署名”从而无法分辨个人成就、个体价值的成品,后人应该怎样说?这类事件引导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政治与个体生命的构成关系,并在那类针对个人的调查和责问中显示的仍无法容忍个性的时代底色。

  王迪参与编辑《古琴曲集》《琴歌》以及上述提到的大量文献整理工作以及大量音响制品的编辑工作,融汇了她全部的生命乃至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甚至没有名分在大众面前获得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尊严。终有一天——现在就等到了这一天——人们才能清楚没有署名的作品中的个体成分并部分理解那些被剥夺的名誉带给个体的痛苦。很多人都有这种隐痛却不愿意说出来,王迪只不过像一个代表一样吐了出来。我们有资格怪她吗?恰恰相反,反倒是因为她道出了苦水从而让我们获得了了解上一代人的方式,因而为提供了这种个体化视角探试历史的途径而感谢她。所以,作为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应该尽可能的把细节记录下来,好让后人认祖归宗,承接血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初衷,也提醒人们不要想当然地把一切成果都简单的归于“集体”而忘记了个人。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2007年,两位女儿邓莹和邓红,将母亲的遗稿《弦歌雅韵》整理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附母亲一生辑录的两盘琴歌。抚稿而思,或许王迪整理的琴乐不能参加那些以个人名义申报的诸类奖项,奖项评选委员会完全有权认定著述不属于个人,受惠人也可以无视原创者的名字,听众也可以不感恩制作者的辛劳,然而,人们喜欢听,喜欢唱,代代不息,那些缭绕与老百姓身边的音响就像生活中的炉边柴、缸中米,杯中茶一样,在岁月静好的日日夜夜,相伴在普通人身边。唯一难以表达的是后代,女儿们无力禁止琴界公众不使用母亲的名字。所以,作为历史记录着,我们应该把学者、琴家王迪的名字,贴在这份温暖记忆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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