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容人，立山积卑而为高。宽厚载物，江海混合深其广。～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王先生一贯的作风。唯我独薄，夜郎自大，是民乐界稍小有名气、地位便极易染犯的虚妄症，轻则无视他人，盆者丑化、排斥别人。庆幸的是当年主持民乐科工作的王先生．却是个惫眼伯乐，是个“肯千金买马骨”的大度之人。6o 年初，刘德海的思师― 大名角燕的浦东派琵琶一代宗师林正城教授因被“加冕”为右派，失业落泊在家，极为艰难。为加强附中琵琶师资力t ，王先生竟不顾可能为自己日后埋下祸根，把林教投请进了附中任教。这既提高了教学质t ，又从情义上帮助了一位落泊贤士的生计。这一切当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文革中王先生的一大罪名。在6o 年代极左紧张氛围下的文艺界，世态炎凉，人人自危。王先生这种中国传统文人的高尚品格不音是人生荒岭中的固然足声。

王乙先生是位从学习教育到终身从事教育、以教育为己任的难得专才，这样就有了将几十年时光化为宝贵教学体系的可能。作为教师，工作业绩往往以育才出人为检验标准。他又是以什么施教方针，教出了什么样的学生呢？
在中国．大凡属于民族民间艺术门类、流派是种特有的现象，它是艺术摘传的一种“克隆”产物，力图使后人能在其传人身上领略到前人的艺术成就和风范。但“流派”一且成了教师追求的唯人企盼，这必然会走入误区，出现艺术上的同宗结亲．使其逐渐弱化它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路子袍鱿目睡窄。王先生可贵在他没有企图变制出一个个小王乙．而是因材施教。他的学生各有所长，而且分门别类．各放异彩，有演奏型，有教学型。同是独奏型中，也风格、特点各异。这是与他在长期教学中仔细探察学生心理特点、生理机能特点而t 材施教分不开的。他犹如一个高明的地质学家，把每个学生身上的矿藏探明开出，以期高产、优产。所以，他的学生中有独奏精英、乐团乐队干才、教学专家。为此，他在教学上是十分民主化、启蒙化的，力图营造一种尚佳的教学相长氛囤。他总是在乐曲练习、处理上先问学生的想法，而后才加以帮助分析、加以引导、指导．做到知己知彼。在技术上，他强调表达音乐，佳释内涵。在参赛的学生选定曲目上，他更是费尽思t 。例如他为17 岁参赛的女学生阂惠芬参赛时，独具匠．合地定下自选曲为《春晚花开》 ，使少女的阂惠芬从年龄、性别上都天然而又准确地表现了乐曲的音乐形象，也其定了阂惠芬给评委留下“她的演奏有音乐”的极好评价和艺术定位。为了学生的演奏上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先生热心投入乐器的改良，包括二胡码子的材料到造型研究。而今各乐器厂、乐器店出售，又为广大演奏者采用的码子，就是王先生当年研制的成果。

他曾当众坦言，曾有人评说：“王乙左手不错，右手不行。”他听进了逆耳的忠言，非但自身改进，从此他在教学中强化对学生的右手弓法、弓力训练．并提高到右手是二胡及弦乐器表达音乐的主导，力戒演奏上左手花哨沉缅于雕虫小技的现象。所以，以阂惠芬为代表的学生们右手运弓所展现出的大气磅礴、变化多端、跌宕起伏．皆得益于王先生的相反相成的教育思想，使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没有把师道葬严外化、异化．而无形盆息了清新明智的教学空气，而是不怕揭短．不去护短。这往往又是当教师会难以避免的通病。王先生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他教学体系上有很多科学性、艺术性和规律性的宝贵东西值得人们静心探究。伟大的成功总是悄然而至。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感慨地写遭：“人们只有到了傍晚．才会发现白夭是多么光辉灿烂。”王先生就是一个人生有过光辉灿烂白夭的平凡教师．他以毕生精力不懈地向社会传递粉中国高雅的二胡文化，传递着高尚的师德和人格光芒。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慈祥的长者和宽厚的善者。